夏朝末期，随着夏国势力衰弱、统治者夏桀的残酷剥削，及商国的逐渐壮大，商汤开始秘密反夏，并为之布下一个大局，就等时机一到便举兵伐夏（权谋之王商汤为灭夏而布了一盘大棋）。到了一定阶段，商汤更是明牌了，举起了反夏的大旗！夏、商的斗争转到了台面上，商汤继续运用谋略，如果结合《孙子兵法》来看，别有一番趣味。
（1）制裁
其实，不仅商国在搞动作，处于社会巨变之际的夏国为了保持盟主之位，或者立威、臣服诸侯等也会运用权谋、对外征伐。
或许夏桀希望依靠武力压迫诸侯而一直动作不断，他也对商汤有所戒备，从古籍上可看出端倪，《归藏》载“昔桀伐唐，而枚占于营，营或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处”，即夏桀想伐商汤，便找一个叫营的算一卦，结果是开战将不利，不如和睦相处。商汤公开造反后，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阶段，夏桀更是要直面问题，加紧备战。夏桀为了制裁商汤，开始开展军事行动，双方甚至会有军事竞赛。
妺喜就是他伐有施的战果，并对之非常宠幸。
还伐岷山氏，又获得战果——琬琰萝莉小姐妹，又对她们非常宠幸。
据《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韩非子·十过》作有戎）之会，有缗氏叛之”，会盟往往有军事性质，所以又是一次军事行动。《竹书纪年》则直接称他“会诸侯于有仍，有缗氏逃归，遂灭有缗”，《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夏桀在有仍召开盟会，有缗氏却背叛了他，夏桀一怒之下讨伐有缗。
那他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看看地图：
商都亳即今商丘市附近，处于河南省东部与山东省接壤处。
顾颉刚《有仍国考》称有仍即有戎（或娀）、有任（或妊），即周朝任国，有缗即岷山，地望都在今山东省济宁市一带。任城区便得名于前者，后者在今金乡县。这一观点获得了学者普遍认同。
从地图上来看，夏桀会盟地有仍氏及所伐有缗氏都在商丘的东北方向，相当于是商丘的后背！
显然夏桀是要稳固东夷，他或许制定了包抄的路线，如果商汤反了，就从他背后下手。只要东夷服了，那商丘东部便是铜墙铁壁，西部是夏帝控制区，中间的商国就算有想法，也溅不起水花，同时联络昆吾、豕韦、顾国等同盟四面出击，瓮中捉鳖！
（2）天时
夏桀为了臣服邦国树立威严而对外多有战争，导致民怨沸腾，又大肆掳掠美女充斥后宫，大兴土木，生活奢侈腐化堕落。
这一切都被间谍伊尹看在眼里，他或许还会推波助澜，怂恿夏桀继续以武力威服诸侯。
《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说伊尹在夏密探三年，借机到商汤那里汇报说夏桀迷惑于妺喜，又喜欢琬、琰小萝莉姐妹俩。商汤说你告诉我的都像传言那样（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于是商汤与伊尹盟誓，分别发誓表示互不欺骗，互相忠诚，决不可有二心，一定要共同灭夏！出土文献清华简《尹至》里也有差不多的记载。
伊尹又回夏国，商汤也在危险的边缘继续试探，加紧了征伐方国的进度，这一次进攻对象是祝融族昆吾氏后裔温国。温国或许求助于夏桀及昆吾，昆吾便去营救温国。
那时已经是不是夏灭商就是商灭夏的时候，夏、商两国各有同盟，都想致对方于死地，也都在等待一个决战的好时机。昆吾氏的救援到达温国时，或许战局发生了剧变，商汤正在召开景亳之会，聚集了人马，开始决战了！
或许商灭温后，已经完成了对夏都的包围，对商来说是胜券在手。
当然，最有可能的是，商汤找了一个恰当的时机。
商汤选取决战时机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伊尹的督促。
伊尹本身是间谍，在夏国开展工作时又培养出了一名间谍。
因为夏桀有了琬琰两位新欢，对旧爱妺喜冷落了。伊尹可能有意激起妺喜的嫉妒和仇恨，甚至可能“牺牲色相”与妺喜通奸。妺喜便与伊尹联合起来，做其内应。
《孙子兵法》说间有五种，商汤或用了三种，伊尹和派往葛国的人等是“生间”，被杀的孩子或是“死间”，妺喜则是“内间”。
《慎大》称，妺喜告诉伊尹“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说夏桀梦见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还打架了，结果西边太阳把东边太阳揍死了。
伊尹飞马传书把情报传递给商汤，商汤得到密告开始起兵伐夏。
另一说见于《说苑·权谋》，称伊尹又让商汤停止进贡试探夏桀，夏桀又要起九夷之兵，然而却起不了了，所以商汤便伐桀了。
此外还可能有一个原因：夏桀希望团结诸侯对抗商汤崛起的计划破产了，夏、商势力反转。
往往势力大的开始削弱、势力小的开始增大的势力消长之时，而双方又要决一胜负的时候，就是开始站队的时候。盟主不行了，诸侯背叛了，后稷、伯益、祝融等后代们也开始站队了。
按照《史记·周本纪》，周祖先后稷之子不窋在夏初搬迁到夷狄，又经过鞠这一代到公刘。而公刘虽然处于夷狄之间，却继承先祖后稷善于种植的基因，再次发扬光大周族。以此来看，周或许并没有参与中原的纷争。但是实际情况或许与《史记》所载不同，钱穆认为周人曾居晋南，周先祖在夏末可能尚未去西北夷狄还在山西省，甚至可能是夏的支持者。
再次做出选择的是秦（赵）的祖先伯益后代。按照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传统，伯益本应接任大禹，而大禹的儿子启却把自己家族干下去了，所以秦赵先祖是反夏的（夏禹和儿子夏启如何清除政敌实现家天下的）。伯益（即大费）分为两个分支，分别是大廉和费氏。费氏一族的玄孙费昌敏感的意识到夏朝要完蛋，而且为了复仇，便果断选择投靠新兴的势力集团商汤部族。《史记·秦本纪》载“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费昌成为商汤的专人司机。《博物志·卷七》还记载费昌当时拿不到主意，请冯夷（河伯）喝酒让他帮自己出出主意，冯夷告诉他归商！当然《博物志》写的都是奇异事，并不可信，但费昌归商却是实际。
楚先祖祝融的火正之职正是被商先祖契给翘掉的（破解尧舜禹禅让真相（4-2）），且一直是夏的重要盟国，所以祝融族总体是支持夏。但是祝融族体量庞大，其内部也会有分歧，其分支或许一部分挺夏，如祝昆吾氏、顾国及彭姓的豕韦等国表现出了对夏朝的忠心，助夏锄商，另有一部分则支持商。从人性及历史规律来看，有些氏族甚至会表面支持夏而背地里支持商，毕竟在生死存亡面前要作两手准备，甚至还有些会与商汤进行秘会！
据《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一个叫终古的太史令，带着法律文本投奔商国了（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如商）。
总之，凭借着商汤行仁政、吞并诸侯等政策，势力急剧增加，既然有足够多的氏国支持自己，那就干呗！
实际上，商汤选择出兵的时机更可能是考虑了气候因素。“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时、地利、人和，最难得的就是天时，天时可遇不可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国语·周语》载“昔河、洛竭而夏亡”，夏朝灭亡的时候，连洛水、黄河都干涸了；《慎大》称“商涸旱，汤犹发师”，说汤起兵伐夏时正值干旱；《墨子·非攻下》载那时“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也是气候反常，农作物因干旱而歉收甚至颗粒不收；据《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商灭夏后连续数年干旱。估计当时遇到了百年难遇的大旱，就如年夏、秋时，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商汤正是利用遭逢旱灾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档口发动对夏桀的总攻。
然而，旱灾影响的不仅仅是夏国，商国也同样困顿，他自己家里都揭不开锅养不起军队，又如何在那时大举兵？
首先，正是气候变化，导致资源匮乏，氏国之间的竞争才更激烈。
其次，诸侯们本就对贡赋夏国不乐意，现在粮食减产，商汤更可以以之为契机鼓动大家“打土豪”、抢夏国。
最后，商汤预计自己能发得出军粮，而夏桀却未必可以。
打仗比财力。商汤集团的财力比夏桀强吗？
还真有可能。
夏是盟主，到夏桀已经十几代了，腐化堕落，还生活奢侈，大兴土木。
《战国策·卫策》载帝尧的女儿命令仪狄发明美酒献给大禹，大禹喝了之后赶紧很爽，不过他觉悟高，此后不再喝酒，因为他认为“后世必有因喝酒而亡国之人”。
夏桀及夏人恰恰就是酗酒。
《清华简·厚父》载“毋湛于酒。桀曰惟酒用肆祀，亦惟酒用康乐”，“酒非食，惟神之飨，桀亦惟酒用败威仪，亦惟酒用很狂”，意思是千万不能沉溺于喝酒啊，夏桀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尚书大传》给人更加直观的描写：“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一群酒晕子互相搀扶着，大唱大跳。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青铜器，酒器种类和数量繁多，或许也能证明夏人嗜酒（酒器也是礼器，也可能用于祭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酒器酿酒会消耗大量粮食。
而商汤只是小诸侯国，为了上位一直在积蓄力量，“力量”就包括粮草，伊尹又利用夏桀宫女穿奢侈衣服而通过工商业换他的粮食。
总之，夏国由于夏桀挥霍，国库被掏空，粮食不足，而商汤却积累了大量存粮，粮谷满仓。
商汤已经羽翼丰满，正好赶上大旱之年，强弱对比更加显著，便选在这个时候发起总攻。
（3）出其不意
商汤决战前举办景亳之会，陈述伐夏战争的决心、信心、正义性、必要性及鼓舞斗志等。商汤能够会盟诸侯，一是势力增加让他人臣服，二是“伐交”的结果。参加的诸侯可能包括：有仍氏、有缗氏（岷山）、薛国、卞国、费国、有施氏、豢龙（关龙）氏、河伯国等，甚至有辛氏也可能有代表秘密出席。以上大多曾是夏的盟国、与国或属国，却都加入了商汤阵营，可见商汤早已经凿空了夏国。
《尚书·汤誓》称商联军“升自陑遂”，《容成氏》称“陞（音、义同升）自戎遂”，陑遂、戎遂与三朡等皆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一带。商汤定陶会师并发表《汤誓》，拉开伐夏大幕，夏商展开了终极之战。
定陶距离夏都斟寻不算远，又都是平原地区，商汤如果正面进攻会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夏桀把部分夏人及同盟军安置到都城保卫老巢，另一部分东从西而东下，昆吾自今郑州市或许昌市而北上，豕韦、顾国又从东、北两个方向夹击，围剿商联军，商汤真的是瓮中之鳖。
《国语》佚文载“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即夏桀召集豕韦、顾国的部队在有辛氏即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带、商联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上会师拦截商汤，很显然夏联军是要将商联军扼杀在半路。
甚至夏桀可能命韦、顾两国的部队组成第一道防线，先消耗商军力量。他们如果战胜了商汤，那么战争就结束了；如果败了，夏桀再出击，正是以逸待劳，以新战之军去打商汤战后之疲众。
双方意图都很明确，商汤伐夏要从定陶西进，夏桀遏制商汤要东下抵挡，夏联军在半路设卡，为镇压反叛者而意气风发。所以夏桀整训东夷的战略布局及会战时的战争部署都没有问题。
那商汤怎么应付？终极之战会不会从定陶发兵西进，直捣黄龙？
如果这样的话，则是“致于人”了，而孙子的理论及后世战例说明要“致人”而非“致于人”，而且要“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
实际情况可能是，夏军东下后，并没有发现商军的身影。
可能商汤早就做了沙盘推演，制定了更加宏大的计划，在定陶会师其实只是烟雾弹，甚至故意挑衅夏桀：你过来呀，但他真实战略意图并不是如此，正所谓“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也可能伊尹得知了夏桀的战略意图，在夏都斟寻作最后部署后，潜回商汤身边，报告夏桀的布阵及方略。伊尹完成使命结束间谍生涯，回到了真领导真龙天子那边，《孟子·告子下》载“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
还可能面对夏联军来势汹汹，商汤“避其锐气”，“强而避之”，“不若则能避之”，临时改变战术。
总之，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商汤没有直接西进会战，很可能把老弱隐藏在山林中，然后率大军绕走了。
《慎大》称商汤“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尹至》也称“自西￡西邑”，即商联军从西进攻夏都斟寻。
原来夏桀要从西而东拦截商汤，背后包抄商汤，而商汤也是背后包抄，从东绕到西部，然后天兵天将一般突然出现在斟寻的背后。商汤联合河伯、伐灭有洛等，已经凿空了夏都西部，自西进攻操作上不成问题。正是“知可与战不可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出其所不驱，驱其所不意”，“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商汤做了一个战略大迂回。
（4）反舆论
商汤从西进攻，除了战略方面的考虑，还有一方面原因。
所谓东西两日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是夏桀为争取空间提升信心而散布的假消息、采取的心理攻势，也是舆论战的一种，发动舆论告诉大家：商汤是东边日，我是西边日，我必胜汤。
然而商汤偏从西进——我是西边日，你才是东边日！这是反舆论。
（5）大迂回战略
商汤绕到斟寻背后从西伐夏，会西到哪里？
商、夏最主要也是决定胜负的一场战争在鸣条展开，只是鸣条的地望不详，有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安邑）、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等多种说法，又以该两种为主要说法。
定陶西北有豕韦国，西南有昆吾氏，定陶到斟寻是夏国控制区，且曹县一带有拦截的夏联军，商联军最有可能沿着黄河取道夏人空隙西征。如果鸣条在夏县，商联军还要跨越中条山甚至太行山等山脉。商汤部队上万人，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从定陶途经太行山奔袭上千里路到夏县，显然不现实。就算按《孙子兵法》“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安邑只是夏朝故都，夏桀也没有必救的理由，商汤也没千里迢迢奔袭战的必要。再结合夏桀失败曾逃到今定陶的董姓三朡国起来看，鸣条当在今鲁、豫交界处的封丘县。
商汤从定陶出发，没有按正常路线，也没出于夏桀设想，而是绕道西进，绕到快速斟寻之西，自西去打夏桀的都城斟寻！正所谓“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据《墨子·非攻下》“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即上天派火神祝融降天火于夏都西北角。剥离神话的外衣，很可能这时候祝融族有人反水了，在都城内放火，制造混乱，为商军打开缺口。
根据清华简《伊诰》，伊尹似乎劝商汤用夏都内的金银财宝为诱饵引诱夏人，即跟夏人挑明，如果反夏桀归商汤，立功的都有赏赐，夏桀的财宝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分。采取心理战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打仗本是费钱的事，收买人心花的这点钱相比于打仗本身简直微不足道，一定要花，不要小气。同时以夏人反夏，也是“务食于敌”“取敌之利”“胜敌而益强”。
这时候夏都内有奸细外有敌军，守卫夏都的军队根本无法取胜。
《尹至》称商汤“□其有夏”，“夏￡民入于￡”，“曰：“一勿遗”，《容成氏》说“入自北门”，大概意思是商汤突然袭击夏国都城，留守的夏人仓促召集部队应战，商汤攻破其北门，战败后的夏人慌不择路，逃到山林或堕入水中，商汤下令对负隅顽抗者要格杀勿论。
而远在今豫鲁边界会师后等待或寻找商军的夏联军收到消息：商人正在攻打斟寻——老巢被端了！
“攻其所必救”，斟寻才是夏桀的“必救”！于是夏联军只好派轻兵返救斟寻，其余部队后续跟进，这又能起到对敌军“佚而劳之”的效果。
（6）鸣条之战
商联军显然不可能坐等夏联军，他们可能在攻破夏都震慑夏人后迅速向东长驱直下，正所谓“兵贵拙速而非巧之久，兵贵胜不贵久”。
《容成氏》载“桀乃逃之历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史记·殷本纪》称“桀走鸣条”；《史记·殷本纪》称“桀败于有娀之虚，桀饹于鸣条”，饹即“逃奔至”的意思。夏军或许希望把商军引入包围圈，于是假装撤退，一直到夏联军主力所到达的鸣条。
各种书籍都说，鸣条之战夏桀战败，是没有问题的。
商军在斟寻大开杀戒，初战告捷，是乘胜之军；夏军在曹县一带转悠，楞是没见到商军影子，士气已竭，又突然被告知商军打了夏都，一时目瞪口呆，况且军中盛传西边日胜，而商联军正是从西而来，夏联军大吃一惊——西边日杀过来了。所以从心理上、生理上、战略上，商军都占了上风，夏军可能就溃不成军。“先胜而求战”，胜是“胜已败者也”，所以商汤只要发力就必胜，夏桀形势是必败。
《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载“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虽未必是实情，但是可能有一定现实。
（7）进攻进攻进攻！
困兽犹斗，夏桀并不会束手就擒，商汤也不可能一战定鼎，这是一场拉锯战，而且与世界上所有的战争一样，异常惨烈。
《山海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这个叫夏耕的很可能是夏桀战将，被商汤斩首。
《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称“以戊子战於郕，遂禽推移、大犠，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史记·殷本纪》称鸣条之战夏师败绩后“汤遂伐三飐”。即夏桀东逃到定陶，商汤又追至定陶继续攻打夏桀。
《竹书纪年》称商联军“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又给出了具体的记载：
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
战于郕。
获桀于焦门。
放之于南巢。
即夏桀连续多次战败溃逃，商汤便步步紧逼追杀终于擒获夏桀，将他流放到南巢。
《逸周书·殷祝解》就更详细了。
夏桀失败后，夏人听说商汤就在附近，便扶老携幼的出亡，连都城都空了。
夏桀派人向商汤说：“国之所以为国，是因为有家；家之所以为家，是因为有人。如今我是国无家、家无人。您有人，我请把国让你给。”
商汤回复说：“您大错特错。昔日帝禹有道，今君王却违背了道，以至政治残灭，百姓迷惑。我只是为君王申明这个道。”意思是，你莫走，快回来，我打你其实是替帝禹教训你，帮你改过是非。
有些老百姓追随上夏桀，并说：“以亳这个地方及商人的低贱，何必要把君位让给他？”
夏桀便与五百亲信南徙千里到不齐驻扎下来，估计是意图休整后再战。
然而商汤又追过来，老百姓却都奔向商汤。
夏桀便再次请求要把君位让他商汤。
商汤依然回复说：“不，我要为大王申明道义！”意思是，你要相信我呀，不要再逃了，乖乖回来，君主还是你做。
夏桀只好再与亲信徙于鲁，然而鲁的老百姓也奔向商汤。
夏桀又一次表示要让位：“您拥有了国，我则是外人，既然你说我的道偏斜了，那我会按照你所说去做的。”
商汤回复：“那些都是大王的老百姓啊，您为何要抛弃他们？”
夏桀执意出奔，商汤不能制止他，就说“要追随他就去追随吧。”
于是“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
夏桀可能因为祝融族的战败才一败涂地的！夏的霸王昆吾都战败了，夏军就更不用说了。
《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就是伐灭豕韦、顾国、昆吾又灭了夏桀。商联军可能趁顾国、豕韦内部空虚之际，先剿灭了此两国，然后继续打夏桀。
《国语·周语》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回禄就是前期祝融吴回及其子陆终的合称。
夏朝兴盛源自于与祝融族同盟，可能是在夏与东夷的争霸中祝融支持夏，才使得夏成为盟主（有人去开会不幸迟到结果竟然被杀了？看大禹如何立威收权），即“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而吴回和陆终出现在定陶，夏就灭亡了，是为何？
一者，可能是祝融族是夏朝羽翼，商汤歼灭豕韦、顾国、昆吾氏等祝融族之国，夏朝便独木难支而灭亡。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祝融族有人叛变。
《国语·郑语》载“大彭、豕韦为商伯”，“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夏末商汤灭了祝融族昆吾等国，而大彭氏却成为商朝的霸主。很可能大彭部族反水了！也或许大彭早就归顺商汤，成为商国内间。
《墨子·非攻下》所载祝融降火于夏都，可能是一些为夏桀镇守夏都的大彭国先在夏都内放火制造混乱，接纳商军，然后随着商联军追来了。正是“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
大厦将倾，大势已去，必然一败涂地，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按《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等商汤擒获夏桀，将其流放到南巢，夏政残灭。《竹书纪年》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指后羿、寒浞篡位时），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而《路史》也曾引《竹书纪年》但是却称“并穷（有穷氏后羿）、寒（寒浞）四百七十二年”，《帝王世纪》认为是“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
（8）商汤明德
商汤成功后作《汤诰》告诫诸侯，该文已佚，《史记·殷本纪》节选了一部分，保留下来一些资料：
诸位万不可不为民谋利，一定要勤政做事。否则我将施加惩罚，到那时可不要怪罪我。当年大禹、皋陶为了治理洪水，长期奔波在外，因而百姓安居乐业，也因此疆域广阔。后稷教导百姓努力推广种植庄稼。他们三位先圣有大功，所以后代才建国立业。而蚩尤犯上作乱，残暴百姓，因此没有上天降福。先王的教诲，不可不领会呀。如果你们有谁无道，我便不放他回去成为诸侯、国君，那也就不能怨恨我了。
据说商汤败夏后，担心留给大家口实，很是不安，于是仲虺便写了一篇文章发布天下，是为《仲虺之诰》，该文也已散佚，今《尚书·仲虺之诰》被认为是伪作。估计原版的主要内容依然是述说夏桀残暴，商汤举兵灭夏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秉持天意，为了天下百姓。
实际上商汤不过是为自己开脱，毕竟商汤以权谋灭夏。
所以夏商冲突，夏桀无道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更大的一部分则是夏与商，以及商汤以谋略布局逐渐发展，势力盖过了夏。商汤灭夏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力转化的结果。但是不得不说商汤权谋的确厉害，是历史记载第一次改朝换代的主人公。
（9）夏人结局
然而，你以为商汤仅仅流放了夏桀，太天真了吧？留下夏桀，让他东山再起？以权谋得天下的商汤难道连这点都不知道？
商汤是必夏桀于死地，按《逸周书》所载，决战时商汤不断前进申明道义，劝诫夏桀，哪里是申明道义和劝告，分明是步步紧逼、血淋淋的追伐！
夏桀战败后去南巢大体不错，多种文献都有记载，地望或说是今安徽省巢湖市。但是，很可能商汤并没有擒获夏桀，是夏桀感觉到再也不可能反败为胜，回天乏力，为了保命，带着亲信逃往南巢的。
商汤之所以放任夏桀南逃，可能是因为“穷寇勿追”。而夏桀逃南巢，商汤就会收手吗？肯定不会，要么活捉要么见尸！至少要派人偷偷尾随，随时掌握夏桀踪迹。且《容成氏》称“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在夏桀南逃后，商汤又继续追伐，夏桀仓皇中窜入苍梧之野。
《史记·殷本纪》称夏桀“遂放而死”，也就是夏桀战败后被放逐，后来就死了；《竹书纪年》也称数年后“夏桀卒于亭山”；《荀子·解蔽》也说“桀死于亭山”；《列女传》还说妺喜随夏桀同舟浮江，当然也一块死去。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很可能是商汤秘密派出亲信精锐追杀了，亲信亲眼看到夏桀死去才回来复命。只有夏桀确定死亡，商汤才能长舒一口气。
桀
很多人认为夏桀的“桀”是谥号或商汤给他取的带有贬义色彩的外号。
然而《逸周书·谥法解》及唐张守节正义《史记》时附录的《谥法解》均无“桀”，《逸周书·谥法解》甚至也无“汤”，且“桀”的本义也并没有贬义色彩。
甲骨文“桀”作脚（指代人）踩在树枝头，会意登高，后引申为高超、杰出或才智出众的人。杰出的人为桀，杰出的马为骏马、千里马、宝马或骜，所以有“桀骜”一词。“桀”的本义消失后（可能周朝时），加人旁为“傑”，后简化为“杰”。才智出众的人估计很骄傲傲慢，所以《说文解字》说傑“傲也”。又加石旁为“磔”表示站在高处往下丢石块，石块掉在地面碎裂，引申为肢解，后成为一种裂尸分尸的酷刑称呼，所以《说文解字》称磔“辜也”，“辜”是“罪”的意思。
《史记·夏本纪》称夏桀名履癸，“是为桀”，《竹书纪年》则称“帝癸，一名桀”，《世本》称“履癸一名桀”，（履）癸是夏人祭祀夏桀时的日名，则桀就是他的私名。
由此可见，夏桀的“桀”最初可能并非贬义，甚至可能是他老爹帝皋给他取的表示美好期待的好名字。然而由于夏桀亡国，这个字美好的意思就逐渐消失了，成了残暴的代名词。所以桀骜也是贬义词，还发展为桀骜不驯、不逊、不恭等成语。后来（至少唐朝时）汤被编排为谥号，称“除残去虐曰汤”，桀也被说成是谥号（估计宋代时），称“荒淫无度曰桀，残暴不仁曰桀，贼人多杀曰桀”。
任何时候，失败的一方都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清末民国有识之士呼号道“勿做亡国奴”！
灭夏时，部分夏人战死，被俘虏的人下场肯定凄惨。古时往往利用俘虏做人牲，甲骨文显示商王祭祀时动辄杀害几十几百人，少的也有数人。忠心于夏桀而被俘虏的夏人，凶多吉少，或被放火堆上烧死了，或被活埋，或被杀死推入祭祀坑。
夏亡后，一部分夏人及夏都的奴隶们可能臣服了商汤，成为商国的人。商汤想把斟寻的夏朝宗庙迁出，估计有人反对，或者当时夏人力量还大，又或许有辛氏也不同意，也许商汤策反夏人时曾有过保证，总之没有迁成，为笼络夏人，还帮他们加盖修葺一番（《史记·殷本纪》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仍允许部分夏人在斟寻继续生活。
但是商人不会对夏人太放心，或许西迁到夏都旁边立国，以监视镇压他们，延续旧名仍称亳，因在西故而后来被称为西亳。
此外为了防止他们抱团，还会采取分裂分化手段。
《世本》“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史记·留侯世家》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大戴礼记·少间》“成汤……乃迁姒姓于杞”，即将夏桀的一些直系改封到杞国。实际上这些夏人是影响商汤稳定的敌对力量，所谓封之于杞国，实质是将他们迁徙，驱逐出大本营、根据地，进行集中监管，商初的杞国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监狱。甲骨文显示商朝有杞国，有时被商王讨伐，有时服务于商王室，不知是否是夏人后裔。
不服的则四散开去，估计遍及各地。
或许一些人逃到巴蜀，一些人还与周人有结盟。
按古籍，越国人是夏朝时少康分封庶子无余所建立的邦国，徐中舒认为是夏朝灭亡后夏人“一部分南迁于江南为越”，也即与文献所载恰恰相反，并不是少康分封其子而建越国，而是夏亡后夏人居越，编造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徐中舒还说夏人“一部分北迁为匈奴”。这也见于古籍，《史记·匈奴列传》载夏桀儿子淳维跑到了西北荒服地区成为匈奴，唐张守节索隐《史记》引《括地谱》称“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即夏桀儿子獯粥带着夏桀的妃妾们逃亡逐渐发展为匈奴。
夏人北逃而化为匈奴的观点，一者可能是受大一统思想影响造成，战国、秦、汉之时，匈奴崛起于北方，与中原之国进行了数百年的拉锯战。那时的人便认为匈奴虽是夷狄，但也是华夏后裔。
二者，也或许是由匈奴继承后母的风俗而推断来的。
报烝婚
继承后母的婚制即收继婚、转房婚、利未婚等，中国也称报烝婚，“蒸”大概是儿子娶亡父除生母之外的妻妾，“报”大概是弟弟或侄子娶哥哥或叔父的妻妾。
文献中多有中国古代烝报婚的影子。
有关过浇与女歧在一起的故事，就是弟纳其嫂（夏朝动乱后的少康复国及中兴）。
春秋时，卫国庄公去世，嫡子卫桓公即位，卫桓公弟弟卫宣公曾娶父亲的姬妾也即自己的母辈或曰庶母、后母夷姜，这就是《左传·桓公十六年》所谓“卫宣公蒸于夷姜”。夷姜为卫宣公生公子伋、公子黔牟、公子顽。后来卫国内乱，卫宣公得以继位，公子伋为太子。
卫宣公为太子伋聘娶齐僖公之女，然而由于齐女太美，卫宣公截胡自己娶了，齐女便是宣姜，生子公子寿、公子朔。后来卫宣公和公子寿一起谋害太子伋而改立公子寿为太子，由于各种原因，太子伋、公子寿都死了，于是公子朔即位为卫惠公。夷姜另两个儿子即太子伋弟弟公子黔牟、公子顽，与宣姜之子公子寿党羽及卫惠公都成一派，导致卫国内乱不止。作为老大哥，齐襄公为了平衡卫国势力，做主让卫宣公庶子公子顽即卫昭伯娶宣姜，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昭伯起初不肯，齐人便强迫他娶。后来，宣姜为昭伯生的儿子竟然有两个阴差阳错当了卫君，分别是卫戴公、卫文公。
《左传》还有很多“蒸”的例子，而关于“报”，《左传·宣公三年》载“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郑子是郑文公叔父，郑子之妃陈妫就是郑文公的寡婶，即郑文公娶了婶婶。
报烝婚或是原始社会遗风，具有当时的现实正面意义。一者，母系氏族本就可以与另一家族多位男性结合，而不管这些男性的关系；二者，古代部族生产力低下、人口繁衍速度较低情况下，是保持种群壮大的手段；三者，父权社会时女子是男性家族的财产，要继承给下一任；四者，丧夫之妇也有七情六欲，从人性方面来讲应该可以改嫁，只不过烝报婚是家族内部的改嫁。《圣经·申命记》还载：妇女如果夫死无子，死者的兄弟有义务娶其为妻，生下的儿子归于死者名下。汉武帝曾派和亲公主刘解忧嫁乌孙国王岑陬，岑陬死后，堂弟翁归靡继承王位也继承了解忧公主。可见，烝报婚在某些地方甚至是义务，也可见不仅是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明确记载匈奴有烝报婚制，直到西汉后期“昭君出塞”嫁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后王昭君也被继任的复株累单于继承。或许正是匈奴的收继婚，所以才有人说夏桀儿子收继夏桀妃妾而为匈奴。
不过，上古之事谁也说不清。古时部落迁徙很频繁，部分夏人到北方后当地部落山戎、猃狁、荤粥（又称薰育、獯鬻）等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民族是有可能的。夏朝创始人大禹本就出自西羌，部分支族扩散到北部也不足为奇。黄帝为姬姓，而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周朝时姬姓部落多在西北，或为黄帝后裔。而如此看来，匈奴本是华夏人甚至是夏人逃到北方演变而成或许并非空穴来风。
当然，不论是戎狄还是匈奴，最终又统一于华夏，这正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伟大之处。
——夏被灭国，夏国遗民就这样分崩离散，亡国奴的滋味肯定不好受。然而，那些贵族氏族或许还能继续享受富贵，只不过少了点政治权利而已，多了一些监督，而最受苦的还是普通人。所以，当一个民族和国家遭受危机时，最卖命的就是普通人，因为他们别无依附，而贵族却能“投诚”，或者出国，等等，就算流亡也是花天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