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人能提升自己的品行境界，是因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最早提出了与天人相分对应的性伪之分。性就是人一出生就具有的天性。伪的获取形式正好与性相反：它是人在后天受社会环境和外在力量的影响，所逐渐形成的品德，它是社会的产物，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伪对性起到了一种修饰作用，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倘若没有伪的雕琢，性就如同玉一样无法成器。这种后天的加工改造很大程度上包括注错习俗。
注错习俗出自《荀子》儒效篇，是荀子所主张的化性起伪的重要方法。所谓的俗指人出生后所处的外界环境，此环境除了指具有实物的空间环境，外在的风俗习惯，道德舆论等也是其组成部分，人身处其中很难不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例如荀子认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生于吴、越、夷、貉这些不同边塞地区的小孩，虽然他们的出生地不同，当刚出生时的啼哭声却没有大的差异，但随着他们渐渐成长后，却形成了与不同出生地相对应的、彼此之间截然不同的习性与癖好，这进一步说明了外界环境，将在人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
反之，人们需要从周围的环境中，利用可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条件以及从环境中，找到践行的动力。荀子意识到对人的感染力，主张在人自身努力提升自己修为的同时，还需要选择一种对人的成长有利的外部环境，他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类比外部环境对人的感染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后天的环境即俗，也是人们之所以能利用和成圣成贤的必要条件。
圣人与一般人相似的是人性，不同的是人伪，这样利用后天环境努力修来的人伪越多，就越能超越那些与自己本性相似，却不努力人伪的一般人。在此荀子突破了生而知之的局限性，通过强调后天环境的重要性，主张人们利用后天条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去提高自身的品德，这一点是非常较深刻和进步。
因此，注错习俗对个人内在的修身，是一个外在的补充，它突出积这种具体的、量化的、循序渐进的修炼方法，注错习俗与个体的内在修身二者内外结合，就离到达中和之境不远了。对于道德环境的培育，荀子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首先，他主张隆礼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以礼让作为修身、齐家之道，但他并不停留在原始儒家，单纯把礼作为维系氏族传统的血缘关系，也不是把礼看成仅仅是仁、义、孝、悌的道德规范，而是把礼的内容扩大到政治上，使礼成为国家的法度、纲纪和社会等级秩序。
之所以隆礼，是因为在荀子看来从礼本身来讲，它是区分人和动物之间差别的标准之一：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此处所谓的辨，体现人与动物之间差别的礼，在分辨差异的基础之上群体才得以形成，在这里礼义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礼义在区分差等的基础之上，继而能化解欲多物寡的社会矛盾，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是荀子倡导治国，应该以隆礼为手段的原因。这种将礼作为人本质的做法，在先秦时期的儒家具有普遍性，因而荀子作为儒家继承人也自然重礼。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隆礼的出现。荀子所处的时代，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业也逐渐开始兴起了。其中商业的兴起，既从客观上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还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物质占有的欲望。
除此之外诸侯争霸，既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混乱政局，又进一步催化了统治者称霸扩张的欲望，物欲横流、人欲横流，处处弥漫着混论的欲望，社会秩序非常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欲重返安定政局，仅靠人们内心的安分守己是不可靠的，还必须重构外在于人，而不随人们主观随意性变动的制度礼，礼能调节人的欲望，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隆礼，荀子首先将礼解释为人间秩序的法则。一方面，礼是为政的纲领，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另一方面，礼还贯穿于日用伦常之中，时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日积月累礼由外在的制度规范内化，为人们心中的准则，因此礼之中正平和的特性，必然也会影响人们的言行渐趋中和之道。
其次，荀子还将礼解释成自然秩序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此外荀子将法家思想引入礼治，表现在他对孔孟所要维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的否定。
荀子的礼治思想已与原始儒家有了很大差别，他实际上是儒法兼宗。再次，强调治民应该是德刑兼施，二者并重，他说：“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对人民应该讲仁爱，但对犯了罪的人一定要施以刑罚，否则善恶是非的界限就无法分清，人的行为就无所遵循。
因此懂礼并且守礼，对人立身处世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若人人懂礼并守礼从宏观上，就能使整个社会系统保持一种有序和稳定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