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混乱时代的最后一个儒家代表，荀子对儒学的振兴功不可没，尽管后来韩愈和理学大家们极力把他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儒学经过孔子与孟子的理论建设和周游谏说，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显学。然而这套道德理想在现实政治中并没有受到实践上的青睐。在诸子纷论的压力中，荀子及时地整合诸家思想，继承和创新孔孟之学，开拓了儒家新局面，使儒学在与现实政治结合的道路上越走越近。
荀子名况，字卿，汉朝时为避汉宣帝刘询讳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据《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宜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然而齐国君刚愎自用，在劝谏不从、诸儒“各分散”后，荀子就去了楚国，齐襄王在位时，荀子又回到齐国稷下学官讲学，并三次被推为祭酒。
在范睢相秦期间，荀子迈出了儒家开拓性意义的一步入秦，这位年已花甲的儒家老骥仍然想着开辟新天地，对西部边陲的秦国心有所系。他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亲自去秦国考察，可是他最后只发现“殆无儒”是“秦之所短”这里“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可是秦昭王还是心存“儒无益于人之国”的疑问，于是在明确那里只能是法家的天下之后，荀子又来到了楚国。他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可是不久又身受谗言而辞楚赴赵，被赵国拜为上卿，之后又被春申君请回，复任兰陵令。也许在以武力和强权为后盾的争霸时代，荀子最终只能选择著书立说的道路。《荀子》一书是他毕生思想的结品，今存三十二篇。
荀子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儒家关于“王道”和“礼治”的思想，又批判地总结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实行法治”的经验，把“王道”和“霸道”、“礼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政治论。荀子认为“国之命在礼”，“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所以，为政者必须“修礼以齐期，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
荀子“以礼治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为国以礼”的思想，荀子还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对礼的起源及其内涵作了发挥，“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是统治的准则，他说“礼者，表也”。所谓隆礼，就是要朝廷审贵贱。重官秩.明职分，尽其职，使士大夫“敏节死制”。使百吏“畏法而遵绳”。正如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说“它才不再仅仅着眼于个体的仁义孝悌，而是更强调整体的礼法纲纪，并认为前者是服从于后者的。”因此“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员不能加毫末于是矣。”从而也就很自然地要“法后王，一制度”、“隆君权”、“主一尊”。
作为儒家八派之一、“孙氏之儒”的代表人，荀子的“隆礼重法、法后王”的政治思想和性恶论”的伦理道德观及“天人之分、人定胜天”的天道观，都使他引燃了继承与背叛纷争的导火索，他甚至被认为是儒家的叛徒，因为他主张性恶，率先入秦，强调“法”，试图让儒家与专制统治结姻，而且因为他有两个“背叛”师门的弟子，其中一个还让儒家在”焚书坑儒“的暴行中几乎灰飞烟灭。似乎以上随便一个理由，都可以使人义愤填膺地对荀子指责一番。
然而，正是这些让荀子背负恶名的适应时代变化的理论，为儒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既然孔孟的道德主张注定要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那么适时地破旧立新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一点上，司马迁的眼光的确让人钦佩，他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这样评价道“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痹之列，咸道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