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关于孔子思想的阶级性的问题，最好是从阶级关系来说明，看看孔子对于当时的被统治阶级（“民”)究竟采取怎么样的态度，这样所得结论，应孩是比较可靠的。
“人”和“民”的涵义
有的同志从《论语》中对“人”言爱，对“民”言使，对“人”言诲，对“民”言教，以及“民”有应征打仗的义务，又是农业上的劳动力，因此得出结论:“论语所说的‘人’与‘民’相当于一般奴隶制社会的两大阶级，‘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
有的同志还进一步加以补充说:“孔子的爱人是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这个问题，对于探讨孔子思想的阶级性，的确有很大的关系。但我就为上述一些意见，是很值得讨论的。
我们承认“人”和“民”是有不同的涵义，“人”是自然学上的名称，凡是具有四肢五官和高度发达的脑的都可以说是“人”(所谓“人为万物之灵”)，而“民”则是社会学上的名称，其意义相当于近现代的人民或公民，是从他的地位说的。
在阶级社会中，“人”是不论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通用，而“民”则是专指处在被统治的地位，直接从事生产事业的“人”。所以“人”和“民”虽然涵义不同，但“人”是包括“民”在内的。
在古籍上，一般性的“人”和专指被统治者的“民”虽然有同时并举的，但这两者决不是对立的名词，更不能把他们说成是对抗的阶级。《论语》一书，当然也不是例外。即使每个人的谈话，其所视的人往往是指同等地位(阶级、阶层)的人，但也决不是把“民”排斥在“人”的范围之外。
即便退一步讲，在《论语》一书，“人”是属于统治阶级，但从某些同志所举“人”所享有的权利和高贵生活来说，以及游泳、歌唱、学诗、饮酒、乘马。举行迎神驱疫会等等，我们也很难看出他是一定属于奴隶主阶级，难道封建地主就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和高贵生活吗？
当然，“小人”在《论语》一书，是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其一是指与“民”同一身分的农业中的劳动生产者，其二是指与有贤德的“君子”相对的品德卑下的“人”，它是不问朝政地位的高低的，统治阶级品德卑下的，也可称为“小人”。
这些“君子”，实际上是孔子理想上的健全人格，并不是什么现实性的统治者，而“小人”则是在品性上有了偏蔽(偏而不全，蔽于一曲)或某些缺陷的“人”，不能说在上位者都是“君子”，在下位者或劳动人民都是“小人”。遂伯王，名媛，卫国大夫。如果“君子”真是从地位说，孔子这个赞语便没有什么意义了。
“君子”、“小人”由地位的高下变为品德上不同的人格，这是春秋后期人们思想上的一个大变动，同时也是阶级关系剧烈变化的一种反映。荀子有几句话最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我俩教《论语》时，必须知道“小人”一个名词，有这两种不同的意义，不可把它混为一谈，不能象某些同志所说:“‘小人’的身分和‘民’相同，而其地位又比‘民’为高”，是“与‘君子’同属于‘人的阶级’。”
当然，在这两种意义之中，还是应当级第一种为它的本义，如《周书·无逸》就多次提到“小人”，这些都可看出“小人”的本义是与“民”同身分的农业上的劳动生产者，“庶人”的本义也是如此，这些“庶人”，都是农业上的劳动生产者，其地位比在官的工商(奴隶)略高。其由“庶人”上升而附属于统治阶级下的，如孟子所谓“庶人在官者”，《周礼》的府、史、胥、徒之类，也可称为“庶人”。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落”)，应该是指一般的庶民来说，其中当然有上层分子，也有下层民众。
“乡人”也就是众人，不能认为只有奴隶主阶级才能称“乡人”。这里的“人”就是指的“百乡童子”，不能说百乡的“人，都是奴隶主，因而百乡童子也是属于奴隶主阶级。
至于“民人”，当然是指属于“民”的身分的“人”。《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言治民(民人)事神(社稷为土地、五谷之神)，于是而习之，亦学也。”其以“民”释“民人”，最为妥治。可见“民人”是春秋时常语。刘宝楠《论语正语》说：“‘民’谓庶人在官，‘人’谓群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如果这样，试问象“民人痛疾”、“民人苦病”，又将如何解释呢，可知这个注解是错误的。
综合上述，可见“人”是一种通称、泛称，其中属于统治阶级的有“圣人”、“仁人”、“善人”、“成人”、“大人”等，某些同志所谓“人的阶级”是不存在的。
《论语》中的民
《论语》所说的“民”，在朝政上是处于统治的地位，在经济上主要是农业上的劳动生产者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可是要把它说成奴隶阶级却是很有问题。
孔子是不是把“民”当做奴隶看待呢？
不错，孔于有许多地方说到“使民”，“使民”并不限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农民也还是少不了摇役劳动的，所以问题不在“使民”、“不便民”，最重要的是看如何、“使”法。奴隶劳动是在奴隶主鞭挞之下进行，没有一个时候休息的，从孔子所说“使民以时”，可见决不是什么奴隶劳动。
至于“民”的“易使”或“不易使”，在孔子看来，还是要看在上位者是否能“好礼”“好义”而定，也就是说要看统治者的使民是否合理而定。这样，怎么能看出某些同志所说：《论语》(孔子)的“使民”，显示出现民如家畜的强制驱使之意呢?
说到“教民”，无论和“诲人”有无不同，即使它的目的是在于使民“易使”，但比起奴隶主的无情驱迫和任意鞭挞来，总不能说是坏事。
而且从“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参加作战)”(《论语·子路篇》)看，孔子所谓“教民”，决下是什么强制教练。正如朱熹《四书集注》所说:“教民者弑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务农耕武之法”，所以需要较长(七年)的时间。又观于孔子“富而后教”的主张。
可知孔子是很重视人民生活，且仁为要“教民”就必先“富民”“养民”。所以他在称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时，就以“其养民也惠”为其中条件之一。这是孔子“富而后教”的生张的最好说明。
有人认为是一种愚民政笑，其实只是说明只要统治者合理地使用民力，要使“民”照着去做，是并不困难，至于要使“民”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知其所以然)，却是很不容易，因为在古代的社会里，庶民是很少受教育的机会的。
很可以做孔子上面两句话的注脚。如果孔子真是主张愚民政策，那他为什么要特别重视教育，强调“富而后教”、“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呢？
关于某些同志所说《论语》(孔子)只讲“爱人”，不讲“爱民”的问题，因为“民”是“人”的一部分，所以讲“爱人”已包括“爱民”在内。在事实上，《论语》(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讲“爱民”，如说“凡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篇》）“爱众”不就是“爱民”吗？这里明明说“博施济众”比“仁”还更高一极，其人已经够得上是“圣”了，尧舜还怕不容易做到呢？
孔子当时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博施济众”，范围太广，一时确实不容易做到，所以他要子贡先从忠恕之道切切实实地做起，果能推己及人，由近到远，这个“立人”“达人”的范围就可逐渐推广，如后来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篇上》)一样，这也就是为仁的方法了。可见孔子这番说话完全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没有丝毫反对子贡所说“博施于民”的意思。
再进一步说，孔子不但不把“民”排斥在爱的范围之外，而且认为“民”有行仁的需要与可能。而对于“民”却就为可以“兴仁”，可见孔子所说的“民”，决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已从旧贵族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农民。尽管这些农民还是属于被统治被剥削阶级，他俩的社会地位已比农奴特别是奴隶提高许多了。孔子对“民”的重视，正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发展，同时也是阶级关系变化的反映。
春秋后期，各国统治者却任意加重剥削，使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同时也阻碍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因为能“节用爱人”，就不至任意加重剥削，能“使民以时”，力求扩大剥削收入，孔子立即加以严厉的指斥。(《论语·先进篇》)孔子这种反对过重剥削的主张，是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的。两汉以后，某些封建统治者也常常利用孔子这一类学说作为缓和阶级)的方法和手段。
结语
孔子对“民”不但反对过重的剥削，而且也反对残暴的压迫宰我答鲁哀公问社，把周人立社以栗，说成是“使民战栗(傈)”(论语·八侑篇)孔子所以责备他失言，其原因也在于此。关于孔子重德轻刑的主张，本篇还要在下一节加以比较详细的叙述。总之，孔子是认为要使人民不起来反抗或“易使”，就要统治者先把改善，实行以德化民，不是靠压迫手段所能收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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