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出身平民家庭，自然不可能住上华堂大屋。他们家最初可能住在一片山林附近，周围到处都是坟地。童年时期的孟子，每天看到的是送葬的人群和那些复杂的丧葬礼仪。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孟子就有样学样，学习挖坟、葬礼，每天哭哭啼啼很不吉利。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事生事死”又是“孝”的核心，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基石。“事生”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好好侍养他们；“事死”是在父母去世后办一场程序复杂规模宏大的丧礼。在儒家的观念中，“事死”甚至要比“事生”还重要。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礼莫重于丧”的传统。
悲哀的是，现在中国人的丧礼，有的已经变了味道，古代那些庄重的礼仪，演变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娱乐活动”。有请美女跳欢快的“小苹果”的；甚至还有唱“今个真高兴”的，这要是让孔子知道了，说不定又要“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因为，孔子是“周礼”的大师，熟悉各种文化礼仪，年轻时还是一名优秀的葬礼主持人。他认为，孩子出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一旦父母去世，孩子则为之服三年之孝，正是感恩父母之爱的表现。儒家经典《中庸》上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意思是，“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已亡者如同侍奉现存者，这是孝的最高表现”。
这种思想被曾子总结为“慎终追远”，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和曾子的思想，他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把丧礼看得更重要，这可能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
战国时期，儒家受到墨家的严峻挑战。墨家是现实功利主义者，一切以有用为标准。墨家认为过分强调葬礼，只会浪费社会财富；过分强调守丧三年，只会浪费时间。所以墨家学派猛烈抨击儒家的厚葬久丧思想。
墨家学派鄙视儒家学派，认为那些强调厚葬的儒生们，就是靠死人吃饭，看见哪家死人就开心的“贱儒”。这种思想可能影响了孟子的母亲，她不想让孟子成为靠死人吃饭的“贱儒”，就把家搬到一个市场旁边。市场上每天人来人往，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孟子就模仿商人们卖东西，搞得满身都是铜臭气。
与现在不同，古代商人的地位不高，古人职业规划的排序是“士民工商”，商人忝列末席。那时候平民的直接理想是成为“士”，“士”是介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中间阶层，是通向上层社会的桥梁。母亲不愿让孟子成为满身铜臭的商人，狠了心买下了“学区房”，把家搬到一所学校附近。这时，很有可能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在附近办学，朗朗的读书声深深吸引了孟子，从此，作为一个“旁听生”，孟子开始认真阅读古代典籍，学习古代礼仪，朝着成为儒家大师的道路上前进。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第一，母亲是我们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教育者。孟子是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懂教育、识大体的母亲，这让他从小获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第二，人是环境塑造的动物。环境不能决定人的一生，但能够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战国晚期的思想家荀子说过的那样，“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成年后，孟子也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他说“富岁，子弟多赖（通懒）;凶岁，子弟多暴”,意思是，“丰收之年，年轻人容易养成懒惰的恶习；而在灾荒之年，年轻人就容易发生暴乱”。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
第二，人是环境塑造的动物。环境不能决定人的一生，但能够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战国晚期的思想家荀子说过的那样，“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成年后，孟子也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他说“富岁，子弟多赖（通懒）;凶岁，子弟多暴”,意思是，“丰收之年，年轻人容易养成懒惰的恶习；而在灾荒之年，年轻人就容易发生暴乱”。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