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春秋时期的贵族战争，讲究侠士风度和绅士行为的战争之道在战国时期消失殆尽。勇猛无畏的武士与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乃时事所需，多有纵横家和兵法家，如张仪、公孙衍、孙殡和韩非子等等。严酷的战争使得此类人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春秋晚期，社会上出现了私学，发展到战国，有学问的大师均有大批门徒与追随者。《韩非子》中有载“故中章、青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大意是言有两位学者被任命为朝廷官员，激励了全城一半以上的人卖掉房屋、田地而跑去学习，可见战国时期人们的这种追逐心态。
但学习热情的背后，亦是以提升社会地位为出口的。而经由学习日趋熟练的外交家，或言战略家、谋略家等，所重辞令则是由行人之官的“赋诗”发展而来，是纵横家说辞。根据《史记》、《战国策》和《左传》等史料，许悼云对战国时期各国宰相进行了细致归纳整理，发现战国的宰相来源庞杂且无固定任期。诸如强国推荐或周游列国的游学之士，他们对就任之国没有根深蒂固的关系，是故这些纵横家流“说辞虽健，然多朝秦暮楚，无礼仪可言”。
“登高能赋”
纵然古今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要对赋体产生的时间作出精确推论，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史料，对赋体的产生时限或时代范畴，给予某种近似的界定。春秋时期“升高能赋”之“赋诗”何时转变为“不歌而诵”的赋体，虽未能详，但现存文献《荀子》中有内收《礼》、《智》、《云》、《蚕》、《哉》的《赋篇》，可谓是最早使用赋命名的资料。刘姗《文心雕龙·诊赋》中载:“于是苟况《礼》、《智》，宋玉《风》、《钓》，爱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认为以“赋”命篇最早可见于荀子和宋玉。又《三都赋序》中有载:文中所言，到了战国才“辞赋作焉”，且“是以孙卿屈原之属”，而荀子的入室弟子韩非子亦有“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之语，足可证赋在战国晚期己为文体之名的确切无疑。
又因辞、赋最初同称，每每混淆，《史记·屈原列传》中既有“乃作《怀沙》之赋”之语，又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就是辞赋同称的例子。如今多数研究者以辞赋连称或以赋统辞。屈原创立了“楚辞”文体，亦“骚体”，其《离骚》是骚赋之始，后世也称“辞”。故而有战国时期辞赋所作“以孙卿屈原之属”之言，此亦是荀子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的因由。故赋体的产生，倘若进一步推论，其始于战国中晚期。关于赋，则依马积高的分法最为详尽明晰，故可以说战国时期是骚赋时代。
承于春秋时期的赋诵诗歌之赋，经由战国初期的发展至中晚期转而变为文体之名，这种发展必与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春秋赋诵诗歌的行人之官流变切切相关，梳理过战国“登高能赋”的社会背景后，还需探究行人之官的流变，即纵横家说辞。
行人之流为纵横家
对于“赋诗”与行人之官的流变，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有语，所论诗赋之学与行人之官之间的关联，尤为详尽，其言“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和“诗赋之学，实惟纵横家所独擅矣”，不仅揭示了行人的流变，也找到了春秋“升高能赋”到战国“登高能赋”的中介。在论及赋与纵横家言的关联，章学诚在《校能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云，又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中载:“屈原言情。”，“盖主抒情者也。
此陆贾赋之属，盖主说辞者也。大概此类赋，尤与纵横之术为近。”，但据以上所论来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时常充任春秋行人之官的使命之职，且赋中假设对问之体又尤似于纵横家言，由此可见，纵横家在赋体文学产生中必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在论及赋之渊源时，所持战国诸子与纵横家言说的，亦为此。
赋从春秋的行人“赋诗”，发展到战国中晚期，以“贤人赋”的形成出现，其间若必有渡者，据战国社会背景与现存史料分析，纵横家则最为可能。这也就为由春秋行人之官到战国贤人之赋的转换找到了中介，即纵横家说辞。
登高能赋
关于战国时期的“登高能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后序引刘向《别录》记载:左思在《三都赋序》中云，《汉志·诗赋略》中的“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与左思《三都赋序》中所载的“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二者所言“赋”已经是文体而非赋诵诗歌之赋，是后世对“登高能赋”之“赋”的普遍理解之意。
且这一句，虽有诗亡而赋作之嫌，但若避开其中所论的诗流于赋的意思，就赋体产生的社会背景及下列荀子、屈原等赋家而言，推论出赋体产生的时间为战国中晚期，且推论依据为现存可见的史料《荀子》中的《赋篇》以及屈原的《楚辞》。据此来看，其言却是不可确据，合史记载。左思的“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
其亦有在说明诗与赋的关系，赋为名词赋体之意，赋别于诗，与诗并列，同时又交代了赋以征实为原则，有“美物”与“赞事”的功能。而此时的“登高能赋”之“赋”，己经不再是登上山堂“献诗”的表达方式，完成了从动词赋诵之赋变为名词之赋体的转变，战国赋体的出现，是对春秋“升高能赋”之“赋诗”体式的突破。具体战国时期“登高能赋”之“赋”的内容、地位与功用，以下另列专节论述，故此处粗略涉及。
刘姗《文心雕龙·诊赋》中记载，此载意在言明赋与诗的渊源，此句同时也交代了赋在春秋乃赋诵诗歌，从屈原之作《离骚》开始才改变风貌，进而有荀子、宋玉等赋家。故探究战国时期赋的发展演变，还需对屈原、宋玉等人做一些必要的探讨，通过对赋者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容、地位和功用，进而观其擅变。
前文己提到，因荀子是第一位以赋命名篇章的人，其《赋篇》又为“命赋之厥初”(刘姗《文心雕龙》)，故而推定赋体大致形成时限为战国之间。荀子是一位较早的赋家，荀子所作赋可谓是受到战国诸子文风影响的代表，有别于纵横家说辞，有关创作赋的风格，又多把荀子、屈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有“屈原言情，孙卿效物”之语，又刘师培说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此则是从南北风上不同方面来论屈、荀作赋风格迥异的缘由。研究赋风流变，又由此可见一斑。而因此问题与本文所论涉及较少，故从简从略，言及则有所铺垫，不多阐述。
结语
屈原、荀子两人都与赋体最初形成有莫大关联，宋玉己可从史料中得知其在屈原后作赋。从时间上来看，屈、荀生活年代相近，那么究竟谁作赋在前，谁为赋之祖，对此问题，清末明初的姚华别有见解，其在《论文后编》有载，就其意而言，是持荀卿乃赋的创始者观点，而宋玉的赋则是融合屈、荀而成。
但尚无资料可佐证屈原和宋玉的赋作是在荀卿五赋之后，故此说亦有尚需说明考证之处，仅可由研究者凭己意取舍，实难定论。明谢棒《四溟诗话》卷二中:“屈宋为词赋之祖，荀卿六赋，自创机轴，不可例论。”，此是言屈、宋为辞赋之祖的又一观点。本文是从春秋时期的“赋诗”制度与行人之官承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