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理解“志”多是从志气、意愿、心之所向等角度去理解，如鸿鹊之志，有志之士，有志者事竟成等，都把“志”当作是一种心理的预期和向往，这种意志的合理性要经历主体不断的磨砺和再认识才可以长存于人心之中。
作为动词的“志”还可以表示记录、铭记，如“《齐谐》者，志怪者也”，如历史中史官修著“县志”、“国志”等历史文献，“志”都表示记录的意思。
“志”有的时候表示为一种借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最早提出“六志”，据此可以推测，春秋时的“志”范畴己经包含了情感的意思在里面。将“志”与情和意相结合，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一文中详尽地考证出“志与诗本来是一个字。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存在的“志”在哲学史中还有其深层的内涵需要挖掘。
先秦儒者论“志”
“志”不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孔子眼中的“志士”更在乎对精神生命的守持。首先，人要有志于学。“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劝人勤学修己要趁早，外传弟子六艺以安身，“知者不惑”，掌握了安身立命的知识和仁德，人会变得聪明豁达。樊迟问知，子曰:“知人”。立君子之志，行君子之道的人是君子之儒，反之便是小人之儒。“仁者不忧”，仁德的人面对生活是乐观豁达充满希望的，立志于追求“仁”是对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向往。
最后，“志”因人而异，求“志”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孔子尊重这种选择的差异性，对颜渊、子路所理解的“志”孔子并未一一评价，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闸述了自己的志向来激励弟子，他认为以德报德是可守之志。守志要博学，人生失意要“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在任何环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便可以为修仁德、行义举提供前提，也可以为“君子之儒”的境界实现指明方向。
孟子也谈“志”，给“志”增添了哲学韵味。孟子的居仁由义、养浩然之气都是对“志”的拓展。“志”为心之主宰，“志”为气之统帅。社会道德日益哀败，环境日趋混乱，孟子认为都是人丢失本真的“心”而不自知造成的。正人心、求放心是《孟子》要解决的最终问题.
孟子把“志”的地位提升为了心灵的中枢，进而论述了“志”，告子认为言语不能表达的东西便要舍掉言语保留本真状态，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内心;心中意志动摇则只需要力制本心，不需要借助于气，所以只需守心便可守志。
孟子首先肯定了告子部分的言论，认为不得于心便不要求于气是守住心之本位的观点，可以担当大任而不动心、不移志。尚志是为了笃志，懂得仁义之道便要将“志”生发出来惠及天下人，就算不被接受也要固守这份意愿。富贵、贫贱、威武等压力都不能剥夺志士对苍生社程的悲悯之心。
荀子将“志”与“意”合于一处，并未对孔、孟的“志”思想进一步发挥。在《修身》篇中讲的志意是从修养的角度展开的。“志”的地位虽有下降，但其之于君子的重要性还是不容忽视的，只是君子正身修为的出发点不再是“笃志”而是合“礼”了。由此，荀子将“礼”与“志”相结合，构建了修身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新的方式。
通过对“志”范畴界定的梳理，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概念本身的多重含义。既然“志”本身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之中，与人的意志、情感等相关，那么对“志”范畴也要从人的精神世界角度去考虑，如挖掘“志”与道德理想，“志”与道德实践，“志”与人的内在修养，“志”与社会价值取向等，都是“志”范畴的研究所要涉及的内容。
“志”范畴与道德评价
“志”除了有志向、志气等思想情感因素的含义之外，作为动机来理解也是可以的。动机与效果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因此“志”与“功”也是一对互相依存的概念。二者互为因果，有着一种发展链条的关系，动机的出现总要指向一定的效果，效果作为人们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必须依存于一定的动机才能产生，如果没有动机，任何效果也不会出现。动机与效果是伦理学中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
在中国哲学中关于道德评价的内容有很多。如孔子在构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过程中，提出了很多道德评价的观点。其本身也就不具有学习效仿的价值。孟子对“志、功”道德评价方面的含义有着更深入的分析。
除了对道德行为的评价，还要重视对道德品质本身的评价。孔子推崇的道德品质标准莫过于君子。“仁”是“君子”特有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而小人则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孔子为这种修养制定了一整套的方法，用来贯穿于个人的内在道德认同和外在道德实践。君子的“质”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朴天性，“文”就是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的熏陶形成的才华。
这种规范首先要得到群体的广泛认可。儒家的这种外在规范便是“礼”。有了“礼”对人的约束，外在的行为要合“礼”，与人沟通要谦逊，与人交往要讲求诚信，通过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来实现内外标准的统一。
理想范畴与实践范畴的“志”
人可以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这一过程是由人的思想印记、行为足迹留下的无数个点而串联起来的线，从线的起点到线的终点总是包含着人对自己的不断审视与重新认识。面对疑惑，我们驻足审视，回头去看看人生线路的前半段，期以从过往的足迹中找到一种持续的督促力量。现实是可知的，过去是可以回忆的，唯有未来是难以预见的。我们努力将现实做到最好便是要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追求未知的理想。理想本身是由不断变为历史的现实组成的，他引导着实践脚步的前行，化作目标与方向的牵引。“志”作为人的情感和意志，在坚定与动摇、确立与放弃、超越与妥协中不断丰富和细化，他为行为者开创了新的生命格局。
首先，“志”并非理想本身，但却是理想的指向者，诊释了理想之于人的真正内涵。对价值的判断和对意义的衡量是人形成道德准则的前提。零散的正向道德信条的不断积累，为“九层”道德之台的构建提供了“垒土”。有了正确的道德理想，行为者的道德行为便有了正确的方向。社会安定和谐有序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前提，孔子将这一社会理想看作是自己的理想便是对修身道德理想的一种超越。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心系苍生的人文关怀早己有之，很多志士仁人也都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很少有人像孔子一样将悲天悯人的善良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内化于自己的道德追求中。孔子完善自身修养与关怀他人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达到先王圣主的人生境界。
“智、仁、勇”是儒家最为推崇的修身标准，行为要以这三者为尺度进行评判，此标准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评判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评价的标准使人对自身的反思有了依据，人是各种关系的集合体，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的内在与外在之间都可以影响到人的道德理想的树立。
人到底是什么?人的情感意志有何作用?人的最终理想应该指向哪里?人为什么要进行道德修养?修养的最终目的便是知天，因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都是天理，是“天”为人树立的生存秩序。
人修养得到的德性本来就是“天”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儒家的最终理想便是以人合天，人要学习世间万物运行的精神与方式，把人心中的德与天之道相联系，在以万物为师的过程中找到最终理想。立“志”便是对这种终极理想的意愿和选择。
“志”本身不具有实践的属性，但是却与道德的实践不可分割。“中国哲人所讲的人生最高准则，可谓是即理想、即途径的。中国哲学中所谓道，原是所必经由之路之意，乃指必须遵循的规律。这种规律，乃‘不可须臾离’的，乃是不外于日常实践的。”首先，从德的源头来看，天地化生万物，万物的此消彼长要依赖于天地的法则。
其次，人在社会生活中体会到了很多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中形成的，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这些原则毕竟是人依据自身的意志、愿望、理想制定出来的，缺乏充分的必然性。
人们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义务去遵守，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违背他们，违背了这些原则便存在受到处罚的可能性。为了免受处罚，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存自由，人便要使这种人为的当然原则向着天道的必然原则去无限的接近。这种追求需要人不断地进行道德实践，而不断的道德实践又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推动。
结语
“志”本身是构成道德实践者思想情境的重要内容，使人时刻处于对未来的期待之中，在实践中坚持不懈、不断总结，一步一步接近“天人合一”的道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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