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和荀子常被人们视作儒家代表，但是，孔孟和荀子所开出的治世良方却大相径庭，而更令人玩味的是，儒学大师荀子门下却培养出两个“法家巨子”，足见荀子思想当得“承儒启法”四字。
荀子（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三次担任齐稷下学宫祭酒，两度出任楚兰陵令，晚年遂蛰居兰陵县著书立说，收徒授业，终老于斯，被称为“后圣”，得与孔孟并称。荀子与孔孟相通之处甚多，所异之处却关乎根本：天人之道。孔孟认为，天道是人类存在的超验本体，也是人类的人格化依怙，怎么判断天意？在现象界有可见的衡量标准，即老百姓是否拥护，这也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
荀子也以天来解释人类的来源和存在的意义，但他的天不是超验主义的本体之天，而是经验主义的自然之天。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显现的客观规律和真理就是“道”，“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的思路很清晰，他拒绝给天赋予玄虚的超验色彩。他认为，本体之天是含糊的，经不起推理，如果像孔孟一样以天裹挟人来解释世界，终究说不清楚，应当剥离人为赋予天的超验色彩，将其还原为经验之天、自然之天，才能把人从孔孟含糊的本体之天中解救出来，天与人各司其职，也相互配合，“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还指出，虽然人是天的产物，但人和天是经验世界的主体和客体，天既没有人格化的情感，也没有人文的意蕴，天是可以决定和影响人存在的客观实在，相对于有限的人来说，天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完全知晓天，故“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不过，在荀子看来，虽说人的形体、精神、情感都来源于自然之天的养育，但人可以“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也就是说，人不但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认识客观之天，而且可以改造和利用它。“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以“制天命而用之”涤荡了孔孟之天的神圣性和人文性，人生的价值不再是“体天悟道”，而在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合理安排经验世界，“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这种思想无疑是十分“前卫”的。
天道如此，人道如何？性善还是性恶？对此，孔子没有明确表态，孟子则强烈主张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人性的善恶上，荀子公开和孟子叫板，他说：“今之人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认为，人天生就喜好私利，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争夺；人生来就有嫉妒仇恨的本性，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残害；人生来就有满足感官享受的欲念，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淫乱。“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可见，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通过内求无法显现善德，必须向外学习才能获得。
那么，平凡人如何获得善呢？荀子认为，通过圣人外在的教化即可。“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当然，圣人的本性和大众一样是恶的，但圣人能化性起伪，学而能，事而成。既然圣人是常人通过学习积累而成，那人皆可得善，人皆可成圣，反倒与“人皆可为尧舜”殊途同归了，是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是也。
当然，上述观点如以孔孟视角来看，只能培养出行为规矩的庸人，与成仁成圣等追求毫不相关，属于旁门左道。但这对法家来说却不啻为理论基石一般的存在。归根结底，荀子认为天道不依人意，自然本无道德，需借用礼教以纠“恶”；法家则顺此而推论，天变不足畏也，人性本为恶也，礼教不足恃也，惟“赏罚”二柄为治国理民“利器”。如此一来，荀子之“承儒启法”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