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以儒家为中心
要讨论先秦诸子百家，儒家是绕不开的话题，所以不妨以儒家为中心展开讨论。儒家能成为讨论的中心，不外以下四个原因：一、孔子整理的六经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二、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家创办的私学为民间储备了大量人才；三、孔子为诸子自谋出路提供了示范；四、百家争鸣的诸多论争多是在儒家和其他学派之间展开。
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所以，诗书礼乐是周代教育士子的主要科目，再加上孔子添加《易经》和《春秋经》，就构成了“六经”体系。
《庄子》曾多次谈及孔子与六经，《天运篇》说，孔子治六经；《天下篇》说，大道记载在六经的道理，“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又说“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是在肯定了孔子和儒家在整理六经的功劳之上，又进一步指出六经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
其次，孔子创办私学，并且公开易学和史学，将绝学引向民间；其他教育家纷纷效仿，为民间储备了大量人才；特别是墨子讲学，使得大量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也变成了百家争鸣的主角。
另外，在孔子以前，士人都比较内向，比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提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文中提及的六个人才，全都是“被发现”的，没有一个是自己跑到天子或诸侯面前推荐自己的。
但从孔子开始，士人就主动包装自己、推销自己。据《论语》记载，子贡问孔子：“这里有一件美玉，是好好收藏呢，还是待价而沽呢？”孔子直言不讳地说：“我就等一个好价钱呢。”
孔子的态度为其他士人提供了一个榜样，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扭扭捏捏，而是大胆地走向前台，走到诸侯面前，推销自己。而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毛遂自荐”。
最后，百家争鸣的诸多论争，有很多是在儒家和其他学派之间产生的。比如儒家与道家的论争，儒家与墨家的论争，儒家与法家的论争。其中有些论争是儒家被动接招，比如墨家成立之初墨家对儒家的批判；也有些是儒家主动出招，比如孟子对杨朱、墨子的反驳。可以这么说，儒家是百家争鸣的主战场，加入了儒家的争鸣是浓墨重彩的，剥离了儒家的争鸣是黯淡无光的。
基于以上原因，足以说明儒家是争鸣的中心。所以接下来，要谈一谈围绕儒家而产生的诸多争鸣。
62．儒道之争
道家和儒家，在创立之初，关系是相对融洽的：孔子曾经向老子问道，老子的弟子文子又向孔子的弟子子夏问学。儒道两家原本是互相学习的，但随着学派的发展，门户之见随之而起，论争也愈演愈烈。
孔子向老子问道，本来是历史事件，无须否认，也无可否认。韩愈说“圣人无常师”，其中体现的是孔子虚心好学的精神，但后世一些儒家学者，只认孔子为至圣，哪里愿意接受孔子还有一个高明的老师，而这个老师还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呢？所以百般否认。然而，《礼记》等儒家典籍也明明白白记载着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史实，孔子还不无自豪地宣称：“吾闻诸老聃……”
有人认为，老子固然先于孔子，但《老子（道德经）》却晚于《论语》《孟子》，理由是《老子》一书批评仁义，而仁义是孔孟提倡的。其实，仁、义这两个字，古已有之，孔孟也只是借以阐发，他们是使用者，并非发明人。
比如说，《老子》里有一段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被认为是反对儒家的。其实，圣、智、仁、义固然是儒家标榜的概念，但巧、利难道也是儒家推崇的吗？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孟子说“何必言利”，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巧、利。所以这个例子，并不是道家反对儒家的例子，恰恰是道家和儒家常常相通的例子。
儒家最早站出来批评道家的是孟子，而他批评的道家人物是杨朱。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由此可知，在孟子时代，杨朱、墨子的言论非常流行。为了维护儒家的地位，孟子对杨朱、墨子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为什么如此痛恨杨朱呢？据《孟子·尽心上》记载：“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杨朱是一个一毛不拔的自私鬼。但是，《列子·杨朱》出示了这段话的完整版本：“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也就是说，杨朱不同意牺牲个体利益来成就群体利益，也不同意牺牲群体利益来成就个体利益。心平气和地审视杨朱完整的表述，其实没什么问题。
总体而言，道家和儒家虽然在旨趣上有许多差异，但在学术思想上还是融合大于分歧。比如庄子师承儒家，但归宗道家；文子师承老子，又问学子夏……而他们的著作中，有很多观点，也出入儒道之间，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
63．儒墨之争
墨家是儒家最早的反对派，但墨子本人师承儒家。根据《淮南子·要略》的说法，墨子本为儒门弟子，但他最终舍掉了儒学，创立了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反对派。
墨子和墨家的很多观点，听起来都是故意和孔子和儒家唱反调。比如，墨子专门写了一篇《非儒》，通篇批评儒家，其中讲到：孔子在陈绝粮的时候，有食物就直接吃，也管食物从哪里来；后来回到鲁国受到礼遇，席位不端正就不入座，肉没切方正就不吃，就连子路都看不下去。墨子说，这就是孔子虚伪的地方。
再比如，孔子非常在意自己大夫的身份，墨子则以平民自居，和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打成一片。
又比如，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墨子则主张“明鬼”。
儒家主张泛爱，认为爱有差等；墨家主张兼爱，主张无差别的爱。
儒家主张亲亲，优先任用亲属；墨家主张尚贤，优先任用贤能之士。
儒家尊崇天命，墨家主张非命。
儒家尊崇礼乐，墨家主张非乐。
此外，在《墨子》一书中，还记录了很多墨子与儒家学者论辩的实例。比如《墨子·耕柱》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子夏门人问墨子：“君子会争斗吗？”墨子说：“君子不会争斗。”子夏门人又说：“猪狗尚且争斗，怎么君子反而不争斗呢？”墨子说：“可怜啊，你们语言上对标商太祖和周文王，行动上却和猪狗比较，可怜啊！”
墨子非常善辩，经常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他的传人也学习了他善辩的本领，并且将论辩的原则和方法整理成文，收录在《墨子》一书中。墨家的辩论学，也称为“墨辩”，是中国逻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环。
墨子之后，儒家出了一位孟子，开始激烈地批评墨子。孟子认为，大禹曾经治理洪水，周公曾经驱逐猛兽，孔子述作《春秋》从而让乱臣贼子恐惧，这些都是古圣先贤的功绩，而他继成了三位圣人的事业，所以要批评杨朱和墨子。
孟子以斗士的姿态，将杨朱、墨子视为“洪水猛兽”，批评他们是“无君无父”的“禽兽”。儒家认为爱有差等、亲疏有别，爱父亲必然胜过爱路人；墨子为了反对儒家，主张无差别的爱。孟子就说，爱无差别，就是否认父亲胜过路人，所以墨子是父无的禽兽。
墨子批评孔子，孟子批评墨子，虽然都非常激烈，但他们在分歧之外，其实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这个问题将在后续的篇章中进一步论述。
64．儒法之争
根据历史记载，法家人物多出自儒家：战国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又都是荀子的学生。
儒家的斗士孟子将商鞅视为“聚敛之臣”，批判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荀子对各家思想都有批判，他批驳过历史上的慎到、田骈、邓析等法家人物，也曾和弟子李斯辩论仁义和权谋问题，李斯认为秦国富强“非以仁义为之，以便从事而已”，荀子批评他舍本逐末。
荀子的另一个学生、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完全挣脱了儒家的束缚，他对儒家有诸多批判。韩非子写过一篇《五蠹》，将标榜仁义的儒家、搅动时局的纵横家、聚众比斗的墨家侠士、依附权贵的门客，以及工商业者，视为社会的五种蛀虫。五蠹之中，又特别批评儒家和墨家，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都以法家思想治国强军，最后一统天下。秦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虽然吸取了秦法过严的教训，但也没有放弃法家，而是在法律和制度上多有继承，这也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汉初休养生息，所用的黄老思想，是道家与法家的结合体；汉武帝以后，改为儒家和法家的结合。据《资治通鉴》记载，汉宣帝曾教育太子，汉朝的制度就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杂糅着使用，也称为“王霸杂用”，相关原文如下：
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以，儒家和法家在更多时候，并非势同水火的敌人，而是形影不离的伙伴。
当然，在某个特殊时期，儒法斗争被泛化了。儒家被印上了守旧的、反动的记号，法家被赋予了创新的、先进的形象。一方面，孔子、孟子和儒家受到了深刻批判，北大哲学系的《论语批注》、冯友兰的《论孔丘》等书籍都站在反对派的立场批判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法家受到了空前的优待——孔子传说中的论敌少正卯，历史上有作为的君王秦始皇、汉高祖、曹操，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柳宗元等，全都被划入法家的行列，法家的队伍空前壮大，法家的思想空前正确，法家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两千多年的显学。
儒家与法家，在不同时期，或合作、或斗争；儒法的斗争，或温和、或激烈，呈现的形式是多姿多彩的，而其论争的根本，就是论辩双方各自的阶级立场。
65．儒家内部之争
儒家不但与墨家、道家、法家有诸多论争，即便在儒家内部，也是论争不断。
孔子的早期弟子，曾经同甘共苦，彼此感情很深，纵有分歧也是相互谦让。比如孔子曾经问子贡，你和颜回比谁更优秀呢？子贡说：我比不上颜回。
但孔子的晚期弟子，却有很多互相攻讦的言论，在《论语·子张篇》就记录了好几条：
比如说，子夏的学生问子张如何交朋友。子张反问：子夏怎么说？子夏的学生说出了子夏的观点。子张却说他听到的不是这样，然后陈述了另一个观点。
再比如，子游认为，子夏只会教自己的学生“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基本的功课，却不教他们起码的学问。子夏则认为，君子治学，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不能前后颠倒。
又比如，子游、曾子都说子张已经很出色了，但还做不到仁，也不能带领别人达到仁的境界。
此外，根据《孟子》《礼记》等书的记载，曾子还曾经反对过子夏、有子等人，俨然以孔子正传自居。
其实，孔子去世后，最有影响力的是子贡。但他为孔子服丧三年，期满后又独居三年，而他论战的对象主要是公孙朝、叔孙武叔等外人，从而疏忽了对师弟们的劝导。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子长得像孔子为由，准备尊有子为师，还邀请曾子入伙，显然是为了消解子贡的影响；但曾子拒不参加，成为最后的赢家，他虽然也是晚期弟子，但相比子夏等人，前有父亲曾点倚靠，后有学生子思装点门面，所以更具资本。
当然，曾子也只能影响一部分同学。其他不服他的人纷纷自立门户，也就导致了儒家的分裂，这就是《韩非子·显学》中所说的：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至于这八派的区别，韩非子未作细究。东晋陶渊明《圣贤群辅录》以“六经”对应六派，认为各派因为所传经典不同而有差异：
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
与陶渊明不同，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对儒家内部的乱象深恶痛绝，他在《非十二子》中，专门用一节文字批评子张、子夏、子游学派为“贱儒”，可谓立场鲜明。
“儒分为八”站在儒家的立场是分裂，站在思想史的立场上则是百花齐放，也为后世学者了解先秦儒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