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春秋末期，孔子（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看到“礼乐崩坏”后，以仁为核心，推崇礼乐和仁义，倡导士大夫要以忠恕思想和中庸之道”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以此来达到服务上层建筑的目的，就这样，“儒家学说”横空出世，发展到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直到现在，儒家思想依然影响和约束着每个人的言行规范。
孔子之后，孟子（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和荀子（公元前年——年）继续对儒家学说发扬光大，并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
孟子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于善良的，人之所以改变本性是由于后天的环境造成。就跟水始终要流向低处是一个道理，如果使用外力或者给水加压，可以让水流向高处，但这并不是水的本性。
荀子最有见解的观点无疑是“性恶论”，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无所谓善恶和好坏，人性有可能转化为恶，也有可能发展为善，因此，重视道德教育对人的成长很有必要。
从字面来看，“性善论”和“性恶论”似乎有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甚至还有许多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其一，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都可以在后天改变。
其二，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最终都以儒家的“仁”作为终极追求，都可以把学习当作实践原则，从而到达孔子所说的“仁政”理想，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对孔子观点的进一步细化和深耕。
“性善论”和“性恶论”看起来之所有有些矛盾，主要是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才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乱世，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礼崩乐坏”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孟子和荀子生活的时代。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此时的社会风气相当差，“战国七雄”之间为了掠夺资源，抢占地盘，经常相互厮杀，不但破坏了社会秩序，还促使许多人养成了自私自利的恶习，孟子看到这种社会现状后感到痛心疾首，就决定要改变这种现状。
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道德本心去做事，就完全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就不会引起内心的挣扎，由此感知到自己纯洁的本性与本心。这便是“性善论”的来源。
在孟子眼里，人性向善的根源并非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得来，而是源于自我产生的良知，就像“虎毒不食子”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找到适当方法，遇到合适环境，就能把它激发出来。
孟子始终以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人性和人生，相信人是高等动物，能够进行自我完善，看到了人性积极的一面。因此，他能说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名言，恰恰证明了他对人性是抱有希望的，不认为人性无药可救。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比起孟子所处的时代，此时的社会风气更差、更坏。秦始皇（公元前年——公元前年）为了统一六国，让六国被迫卷入战争，而战争遵循“成王败寇”的原则，可以把人性之恶无限放大，在战争中越是十恶不赦，以毒攻毒，越能得到英雄般的赞誉。秦始皇每次征战都是发动数十万人，势不可挡，他的胜利和辉煌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荀子看到这一切，全是人的消极和罪恶，为了教导人们向善，就提出了“性恶论”。
在荀子眼里，人虽然是“高等动物”但终究也是动物，身上潜藏的动物本能是人性之恶的根源所在，这种本能是天生的，既不是通过学习得来，也不是受他人影响而得来。
从荀子所说的一些名言，如“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就能看出，荀子对人性是失望的，他所处的时代，人们的行为跟禽兽没有多少区别。所以，对待人性和人生，荀子始终是用冷峻严厉的目光来审视，不太相信人能通过自制力来自我完善，面对这些情况，加强后天的教育和管制就十分有必要。
荀子倡导依靠外力来规范人性之恶，但使用外力的过程，无疑会助长暴力和专制的行为，所以，当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延续其思想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法家。
总体来说，孟子看重人的本心和心性，一个人如果注重内心修为，依靠自觉性就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
荀子看重人的本能欲望，本能欲望会支配人的外在行为，导致作恶。所以，荀子主张性恶，重视外在的教育、约束和管制，跟孔子所说的“约之以礼”路线比较吻合。
他们二人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达到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政”理想，实现“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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