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传统思想，要读《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和《庄子》等书。
了解中国历史，要读《史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宋元时代编纂的古代政治制度通史，可以和《资治通鉴》相辅相成）。
了解中国文学，首先要读《昭明文选》（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编选），可以对屈原到唐代以前的文学形成整体印象。
了解西方文化，首先要读《圣经》。没有《圣经》知识，几乎读不懂西方公元以后大部分的书，包括反宗教的或不涉及宗教内容的书。这就像了解阿拉伯文化，要读《古兰经》。另外，《圣经》出现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需要把它们和《圣经》对照阅读，因为这些书在《圣经》之后经过了重新整理。
这并不是提倡读经和复古，读这些书用不着咬文嚼字，死抠字句，只要做一般了解就可以。这些书里，除了《易经》、《老子》外，都有故事性、趣味性。加了注解之后，中学生就可以读懂，而且也不是都得看，太专业的篇目或者枯燥的内容，可以滑过去。把这些书通读一遍，其实用不了太长时间。
古希腊城邦政治产生的相对自主的智者群体主要专注思考“认识自己”这类课题；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欧洲识字的修士主要考虑和书写神学问题；古印度的婆罗门或者出家的沙门识字者专注于宗教，和政治关系不大且不大关心现世问题。和这些文明相比，古代中国知识阶层的突出特点，就是和政治联系紧密。从巫术时代开始，识字的巫师就和政治首领关系密切；在王朝时期，多数文人思考的也是政治命题。所以说，读完几部早期儒家经典之后，很多后来的书论证的东西都差不多，反而缺少先秦时代那种勃勃生气。
读这些书的关键是要了解他们之间深层次的联系。
中外文化的根源：西方的逻格斯和中国的道。
逻格斯是古希腊哲学和西方神学里的基本概念。在希腊语里，它有语言的含义。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思想、行为。所以，逻格斯又有语言、思想、行为合一的意思。另外，有意义的语言，一定合乎理性法则。所以，逻格斯在古典哲学里有规律和原理的含义。《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句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文中的“道”，就是希腊语里的逻格斯。
西方的“逻格斯”被翻译成了中文里的“道”，就让我们感到了某种相同之处：老子讲“道”，孔子也说“天下有道”。在中西方文化体系里，都有偏重逻格斯的“道”的传统。这种传统建立在语言思维之上，有理性的逻辑结构，逻辑这个词也是从逻格斯里衍化而来的。
这种传统既不是文明一开始就有，也不是唯一的。在中西方同时都有另一类非逻格斯的道。也就是来自人类潜在意识、非理性的道。它不能准确用语言表达。可以说，中西方文化并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各自存在两种不同的道。
西方文化中必读柏拉图的书，因为柏拉图的著作记载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言论。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才确立理性的、逻格斯的道。比如，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比苏格拉底早年，身为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应该最讲理性吧？其实他是个神秘主义者，把自己发现的勾股定理也看成出于神秘力量。苏格拉底之前的很多希腊哲学家，思想方式都和印度佛经惊人相似，也就是说，是偏重于非逻格斯的。这种思想传统，在苏格拉底之后也没有消失。基督教信仰中很多东西，都不能用理性思维去解释，也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就是因为属于非逻格斯的道。而且，这两种道也可以共存在一个人身上，比如牛顿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划分出逻格斯的道和非逻格斯得到这两种体系。产生自中国本土的经典中，都偏重于逻格斯。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古代文献的政治性都很强，追求集中性和全体性，是通过某种秩序，从全体落实到个体的。其中有六部最重要：就是《易经》《尚书》《春秋》《诗经》《论语》和《老子》。这六部书在逻格斯的结构性语言体系里，各有侧重：《易经》和《老子》是符号语言。《老子》虽然抨击当时的政治，但它提出来的是另一套政治见解和统治策略，也被汉、唐的皇家所推崇。《尚书》《春秋》代表的是官方语言。而《诗经》是官方和民间语言的艺术化结合，带有暗示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偏重非逻格斯的道，几乎都是外来的。它们在中国语言里，也不叫道，而叫“法”，也就是佛法。佛法从汉代开始在西域流行，汉以后迅速扩展到中原，在思想质地上是从个体到全体，呈分散和无序状态，和中国原有的“道”是对立的。
佛经给人感觉浩如烟海，实际佛经的总体量并不算太大，在古代印度只是诸多宗教之一，也只代表印度社会文化的一方面。如果只以汉译本佛经来说，原文和译文还有很多交叉重复。去掉重复内容，以及一般人不需要了解的“仪轨”咒语部分，汉语佛经一共有四部卷，也就比中国的二十四史多一半左右。
系统了解佛法的途径是读其中六部经。第一部是《妙法莲华经》，它的思想中心是信仰。这部经讲说的是对佛法的信仰，不是讲佛法本身。既然说信仰属于非逻各斯，就是说不能分析，不能讲道理。第二部是《华严经》，它的思想中心是修行。仅有信仰还不是宗教，必须有修行。这部经记载了各种修行的法门和步骤。第三部是《入楞伽经》，前两部有对外宣传作用，这部属于内部高级读物，是神学中的哲学。第四部就是有名的《金刚经》，它是对话记录体，思想中心是“智慧”这种智慧也是佛法特有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也就是逻各斯和非逻各斯的同一。第五部是《心经》，它是一篇短短的咒语体文章。思想中心是“秘密”，属于神秘主义。它还有音译本，按网络语来说，是谐音“空耳”版。第六部叫《维摩诘所说经》。是供非出家人读的，里面的故事和道理，普通人也能接受。
以上实际讨论的是“中西方文化的知识基础是什么？判断依据又是什么？”。今天，这类宏观视角的意义更大：有了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算法，很多基础性研究可以不用人做了。我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记住那么多细节，可以通过以概念为单位的思考，提升思想的效率和质量。基础的学习能力不一定是“记得快”，而是知道“找什么”和“找来做什么用”。我们在读书时的困惑，也不再是“他为什么能记住”，而是“同一本书，为什么他就能读出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读书方法”。
第一种读书方法：“格式塔”，这个名词是20世纪的一个心理学流派。“格式塔派”认为人类大脑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比如，婴儿辨别父母，不是单纯的条件反射，也不是靠分析特征，而是整体认知。这就像人对于美丑的认识，也不是依靠辨认五官细节，而是一看就形成印象。这个整体印象，并不等于局部的总和。读书也是这样，有经验的读者，尤其是在建立了刚才说的那种系统性认知之后，同样可以迅速对一本书做出整体判断，形成基本印象。这种方法，近似于诸葛亮读书的“观其大略”。也就是在短时间内，对书在知识体系里的定位，对全书的格局形成判断，能快速找到最有价值的部分。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可以理解成是领会主旨、不在细节上过分纠结。
第二种读书方法：“福尔摩斯解密法”。读枯燥的书时，抱着解密心态，喜欢琢磨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这在中国传统的表述里，叫作“读书得间”，就是“当于无字处求之”，读出书本背后隐藏的含义。一本书讲的是什么，很重要，是怎么讲的，同样重要。这种方法的形式，就是先自己提出问题，再自己寻找答案。就是没有证明的过程，全部都是命题和结论。
例如读《老子》，从其不讲逻辑的语言风格里我们能读出什么潜在信息呢？就是老子的应用场景不是辩论，而是在小范围内对自己门徒的讲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给特殊人群讲的哲学。在其他的场合和目的，文字思路就不会是这样。比如说，古罗马时代的那些著名演说词，演说者的目的，是让公民同意自己，所以就要使用逻辑论证和鼓动的话术。《老子》代表了中国古代经典的主要特征：老师对门徒授课，再由学生把语录整理出来，留下来的都是纲领、语录。中国古书的另一种场景是游说君主，这类文章也同样不完全讲逻辑，会通过说段子、打比方，夸张和诡辩，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
读书解谜的一个常见方法，就是寻找文字背后的潜台词。中国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有丰富的潜台词。西方的语言学研究，习惯于把潜台词变成明确的语言。而中国人明白：潜台词只可意会，不能说明。读字里行间的含义，还需要联系其他的书。在《老子》中的“道”相对立的概念是“势”，也就是形势的势。在道家的另一部经典《列子》里，势是一种混沌的不可抗力。道是人可以认知和把握的，而势是无法认知、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所以人为的努力往往事与愿违。
读书要趁早，青少年读书快，可以用“观其大略”的方法，把基础性的书都过一遍，要保护读书的好奇心。教育是不可逆转的，好奇心是必须在儿童阶段培养的，定型了以后就再也难改了。高等教育只能进行增删，没法对好奇心做根本改变。
读书的目的，是建立与外在世界的联系。人不止要读书，更要学会读人、读物。通过读书建立的思考，也一定要返回到生活的具体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