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都听过一种说法，叫“汉承秦制”，指的是汉朝建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很多方面都继承了秦朝所创立的制度，因此被称为汉承秦制。
但是秦汉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王朝，而汉朝存在的时间又比较长，因此实际上，汉朝在继承秦朝制度的基础上，也做了修改、变化、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政治文化，所以“汉承秦制”还有后半句，叫“有所损益”。
而在这些变化创新里，汉朝所形成的不同于秦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汉朝没有像秦朝一样短命、二世而亡，而是延续了多年，并且还为后世诸多王朝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文化模式。
汉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历经了三次变迁，从汉初开始奉行黄老之术，到汉武帝开始实行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的政策，再到汉光武帝开始的儒法合流。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聊下这三次变迁。上篇文章我们聊到过，在政治文化模式方面，秦朝独尊法家思想，实行法治，重用文法吏，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先，注重效率，使得秦国拥有了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组织能力，最终迅速崛起，一统天下。
统一后，秦朝把这套模式推向了关东六国地区，而关东六国虽然也经过了战国时期的变法，但是远没有秦国彻底，其政治文化模式深受周代礼治思想的影响，与秦朝很不一样，秦朝的这套模式根本无法整合这些地区。
另外，在秦朝的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指导下，国家所形成的官僚帝国体制、文吏政治具有不断扩张其自身权力、追求国家干预的天然倾向，这与君主专制制度与君主追求其个人的私欲私利的需求一拍即合，导致对社会压迫日益增强，民众不堪其扰，最终揭竿而起，秦朝崩溃，二世而亡。
秦朝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却二世而亡，这对汉初的统治阶层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因此，建国之初，他们都在苦苦思索秦朝灭亡的原因，希望以史为鉴，贾谊的《过秦论》就是其代表作。但无论得出的原因是什么，秦朝所开创的这套官僚帝国体制，汉朝是继承下来了，它也必须要继承下来。
原因很简单，你要是不用这套制度，你用啥呢？用周朝的制度，那肯定不行。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日益复杂，人口数量、土地制度、生产力等，已与周朝有了很大的不同，周朝的那套制度早已无法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无法有效应对新出现的各种社会情况，要不然也不可能“礼崩乐坏”。
自己独创一个？那也不现实，当时汉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根本无时间也无能力另起炉灶，新造一个制度。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秦朝的制度对于管理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国家是有效的。
但是秦朝这套体制的弊端又非常明显，怎么办呢？于是汉朝在继承这套体制的同时，废弃了秦朝独尊法家、重用文法吏的政治文化模式，而是改用道家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别瞎折腾，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因此尽可能不做。
按照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老师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里的说法：“汉朝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是给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降低了转速，尽量减少其所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从而缓和对社会的压力，使那个为此体制提供资源且已疲惫不堪的社会，获得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的机会。”
这样汉朝才得以逐步恢复过来，才能有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
但是在汉武帝继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武帝雄才大略，志向远大，他以祖辈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和强大的国力为资本，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动作频频，希望有一番大作为，把汉朝推向了全盛。
道家的无为思想无法满足汉武帝的需要，于是被汉武帝所抛弃，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又重新加快了运转，文吏集团再次兴起。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比如打仗、刑法、赋税、官员考核等等，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来做，这部分人就被称文吏群体。
汉武帝时期文吏群体有两个代表人物桑弘羊、张汤，一个专门给国家搞钱，弄出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一个专门以法律治国，被称为酷吏。
汉初实行的黄老之术的政治文化模式，只是给官僚帝国体制降低了转速，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变化，因此文吏集团并没有消失，他们还是处理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只是相对于秦朝时没有那么重要而已。但是只要外部有变化，他们就会再次兴起。汉武帝时期的扩张政策，恰恰就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因此，秦朝所开创的帝国体制，到了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完善，汉朝政治文化模式似乎在回归到秦朝时的法家模式。到了汉武帝后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生凋敝，几有亡秦之祸。但是汉朝并没有步秦朝的后尘，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汉武帝在国家的指导思想里引入了儒家。
为了维护大一统，给自己的政权带来合法性，汉武帝需要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要能给事实上实行的君主专制与官僚体制，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让国家获得不是基于强权，而是基于文化价值和文化象征的合法性。
而儒家就很合适，儒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主张实行仁政、有民本思想，儒生精通礼仪教化，因此可以满足汉武帝的需要，于是儒家思想开始进入汉朝的统治思想里，儒生也开始参政。
朝廷中开始逐渐形成了两大治国思想儒家与法家，两大政治集团儒生集团与文吏集团的对立。儒生集团主张用儒家思想治国，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注重礼乐教化，反对严刑峻法、抵制帝国的扩张政策，因此他们对汉武帝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一向持批评态度。
而文吏集团则主张用法家思想治国，实行法治，提倡严刑峻法，主张富国强兵，国家应该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干预。后来在汉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通过这两个集团的辩论，可以明显看出这二者之间理念上的巨大差异。
对于汉朝统治者来说，儒家与法家和与之对应的儒生与文吏，都有用，可以满足自己不同的需求，因此从汉武帝开始，汉朝的政治文化模式便成为了儒法并用，汉宣帝曾亲口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反映出了这种政治文化模式。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外儒内法、儒表法里，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家掌“吏治”。当然这也不是汉朝原创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就已经提出了“礼法兼综”的思想。
治国不能只用法家思想，原因就不用多说了，秦朝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点，想更详细了解的可以看我上篇文章。
那为啥不能只用儒家呢？一是因为儒家思想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文化思想，它对于官僚政治的构成原则、组织方式和运作规程涉及的非常少，因此了解儒家思想对于直接处理现实政务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而法家就不同了，法家本质上是一种专制官僚政治行政理论，它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处理政务有非常具体的、细节上的描述，一看你就知道咋办，可操作性很强。
二是，儒生本身不像文吏一样善于处理实际政务，儒生没啥实践经验。先秦的儒生主要以学士身份在民间从事文化活动，并没有直接参与行政事务。到了汉武帝时期，儒生虽然开始参政了，但是主要是传授经术和制礼作乐，实际处理政务的还是文吏。
可能你想问了，如果只用儒家会怎么样呢？历史上有没有只用儒家的政治实践呢？还真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乎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国的王朝，与秦朝完全任用法家思想治国，正好形成了绝好的对照，这就是王莽的新朝。
儒生在汉武帝时期参政后，尤其是在汉元帝继位后，势力越来越大。在西汉后期，朝廷挥霍无度、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增多，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儒生觉得这是因为汉朝没有完全任用儒家的原因，如果要是完全任用儒家思想改革，社会危机一定可以化解，并且还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于是儒生开始造势，追求独自掌权，要求改制，彻底实现王道和礼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后王莽上台了，取汉朝而代之，完全按照儒家的方案进行改革，结果天下大乱。
儒家思想，你把它作为文化理想、意识形态是可以的，但是要是把它作为实际处理政务的原则是行不通的，王莽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关于王莽改制，可说得很多，之后我会专门写一篇文章详细讲一下。
在王莽的新朝覆灭后，汉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朝，重新确立了汉朝“儒法并用”的政治文化模式，宣布了“霸王道杂之”治国路线的回归。不过东汉的政治文化模式这时候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儒家与法家，儒生与文吏由对立走向了融合，儒法合流，儒生“文吏化”，文吏“儒生化”，从而产生了新的政治角色——士大夫。
这是因为，儒生参政后，其中一些人在实际处理政务时，逐渐发现了儒家思想在实践中的不切实际，坐而论道容易，起而行事很难。因此，无论是尽职作为官员的本分也好，还是希望把政务处理好方便日后升官也好，儒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致力于将儒术与官僚政治相结合。
尤其是王莽改制的失败更是给了儒生以强烈的震撼。东汉与西汉相比，儒家思想的一大变化就是，儒家针对治理国家、针对社会危机的论述更具现实意义和理性精神。
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儒家把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区分开了，在落实儒家的政治主张“仁政”的具体途径上，大同社会作为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家此时把它看做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对照与警醒，时刻提醒与督促社会不断进步。所以，理想有时候是用来追求的，不是用来实现的。
儒家也意识到了现实政治最多只能达到“小康”社会的地步。按照阎步克老师的观点来说“当儒者在实际上已把现世的立足点放在‘小康’之上以后，由法家所推动的、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完善起来的官僚法纪，就不仅是‘法治’的基础，甚至也将是‘仁政’的现实基础了。”
促使儒生“文吏”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汉光武帝开始，朝廷规定州郡长官对于将要加以察举的人，不能只看品德，应该先给他们一定的官职，让他们熟悉行政事务，或者是检验他们到底能不能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合格的人才能举荐至中央当官。相当于是给个试用期。后来这个范围还扩大到了公府征辟。这就促进了儒生必须要精通法律文书、增强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
而在另一方面，儒生的“文吏化”，使得文法律令不再是文吏的专长，他们面临着竞争与压力，为了自己的前途，这些文吏开始学习儒家思想，于是文吏开始儒生化了。
儒法合流，士大夫阶层就此诞生了，他们既精通儒家思想，又能处理实际的政务，还承担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单纯的文吏，最终演变成了居于士大夫之下的胥吏阶层，承担具体技术性行政事务。
自此之后，除了元朝比较特殊外，中国历代王朝大体上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儒法合流、士大夫政治，维系这个政治文化模式的人就是士大夫阶层，虽然后世有所变革，但是基本没有逃脱这个大框架。
当然，这种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官僚政治有自己固有的弊端，但是这是古人在所能想到的、所能利用的思想资源里，设计出的相对来说最好的政治文化模式。它相对地延长了各个王朝的生命，并且保证了帝国在一次次解体之后，又能一次次地以类似形态重新建立起来，并继续生存下去。
参考资料：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