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代表的利益不同，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从而造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思想大师的年代，也是需要出现大师的年代。这个时代，思想家的诞生，不是一个个的，而是一批批的。
正如，恩格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评价：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可谓时事造英雄。他们当中，随便指出一个来，估计都会超过今天所谓的蹩脚的三流教授。
他们当中，虽然有的思想被中国的历史所淘汰，但毕竟留下了声音，成为了我们心中永远的“薪火”。
历史演进五千年，我们的知识虽然突飞猛进，但智慧却没有进步多少，甚至还有所退化。
每当我们的民族或者个人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我们就会把目光投向这个时代，向这里汲取养料和经验。
于是，这个时代成了雅斯贝尔斯眼中的“轴心时代”，这个社会成了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的社会”。
纵观诸子百家，他们所争论问题的方方面面，条目繁多，但择其大要，概其大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
．人性的善恶问题。
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
这个让人无法做出一个“非此即彼”回答的问题，成为了先秦诸子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但令人讽刺的是，争论的双方竟然是一师之徒，是亲师兄弟在争论。这两个人就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是孔子的学生，而荀子也是“受儒家之学”。但是他们的思想在孔子之后，就分道扬镳了。
我们知道，孔子从来就没有对“人性”下过什么定论，他所强调是“仁”和“礼”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是“人而不仁如礼何”，另一方面则是“克己复礼以为仁”。
一方面是“仁者爱人”，强调人自发的情感，为人生找到了支点，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社会的秩序提供了标准。
而到了后来，人心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礼崩乐坏”不仅使人没有了信仰和人生的支点，也让社会失去了规范。
据此，孟子强调孔子的“仁”，并将其扩大为人性的善，并以此来改造人性。
他认为，人心之所以沦丧了，是因为人身上的“善端”被遮蔽了，人只要经过类似“吾养吾浩然之气”的修炼，就能重新发现自己的“善端”，从而弃恶从善。
荀子和孟子的出发点不同，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弱肉强食不是人的“善端”被遮蔽了，恰恰相反，这正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人本来就是卑贱的，必须需要压制、规范和教化。人之所以变得文明，变得善良，那根本不是人的本然状态，而是后期教化的结果。
“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第十三》）
所以，他强调孔子提出的“礼”，强调在社会规范上下功夫，而不主张关起门来养什么“浩然之气”。
．对待文明的态度问题。
人类到底需要不需要规范？人类到底是不是需要更加文明？人类到底需不需要情感？
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儒家和道家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明和异化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人类每前进一步，其异化程度就加剧一步。
在所谓文明的背后，有时候却是更多的压抑。比如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比以前进步了，吃的好了，穿的也漂亮了，交通也方便了，医疗也进步了。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我们受到的束缚是不是也更大了？
我们在应该吃饭的时候却无法吃饭，在应该睡觉的时候却无法睡觉，道德看起来很高尚，但不知有多少人却打着道德的旗号行卑鄙之事。礼仪让人看起来文明多了，但这些礼仪反过来又不知压抑了人多少自由。
所以，儒家拼命地想为人类建立起一些所谓文明的东西来，道家就在背后推倒这些东西，揭发出这些东西后面的虚伪。
比如说，儒家讲仁义，认为讲仁义，人才能算人，否则就是畜牲和野兽。而道家却认为，仁义这个东西是大道隐去才出现的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正所谓“大道废而有仁义”。
仁义的情感很真实，但却很容易被人利用，正所谓“智慧出则有大伪”。
儒家崇尚圣人，但道家却认为正是圣人这个披着羊皮的狼，造成了人的苦难，正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儒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上下有序的和谐社会，而道家却崇尚“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
儒家希望能在血缘伦理情感中找到人生的支点和意义，但道家却认为这种“相濡以沫”的情感虽然能让人涕泪横流，但却是一种更具有迷惑性和杀伤力的虚伪，远没有“相忘于江湖”来得逍遥，来得自在……
也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儒家和道家确立了相互对立的姿态，也为儒道互补奠定了基调。
．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分歧。
到底是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这成了儒家和法家之间争锋的焦点。
其实，这场争论是孟子和荀子两个人关于人性善恶争论的继续和延伸。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而韩非子又是荀子的学生，正是他将荀子的“礼”改变成了“法”。
儒家主张“仁政”，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从内向外、从个人到群体的推演法则。
主张从“内圣”到“外王”，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修为。只要领导者的个人修养好，是一个“仁君”，就会自然而言地推行“仁政”，那么就是天下大治。
这样，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和压迫，自然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天下大治。
所以，儒家主张“王道”，念念不忘的是商、周开明时期“三百里而王天下”的盛世。
法家却不这么看，韩非子认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希望，把人性的改造寄托在人的“道德自觉”上，简直就是太幼稚、太浪漫了。
国家的秩序需要一个统一的秩序，这就需要法，人性之恶惟有外在的束缚才能中规中矩。
所以，韩非子强调“霸道”，主张治理国家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而是代表着实力的“拳头”。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罚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治民无常，惟法为治。”（《韩非子·心度》）
于是，儒家的“道德至上”和法家的“法律至上”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在中国历史的不同的时期，统治者对这两种治国方略都有不同的侧重，但总的来说，“内法外儒”、“内方外圆”成了基调。从外面看是含情脉脉的“儒”，里面却是残酷无情的“法”。
．名实之辨。
名实之辨主要集中在儒、墨、道、名四家。这里我们仅仅简略说一下儒、墨两家关于“名”、“实”关系的争论。
儒家讲究名分，所以对名分非常看重，因为名分象征着等级，等级则是秩序的象征。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分是不能乱的。
所以，儒家主张“正名”，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为注重名分，所以注重各方面的礼仪。因为礼仪正是名分的符号化。
所以孔子非常反感那些破坏礼仪的事情，无论是“八佾舞于庭”，还是“晋文公请繁缨”，都遭到了孔子的批评。“惟名与器，不可假于人。”
而墨子对名分的看法却不是如此，他从实际的观点出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天经地义和一成不变的“名分”。
“名”应当与“实”相符合，做到“名副其实”。“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墨子·经说下》）
如果“实”发生了变化，“名”也就应该相应地变化。
墨子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瞎子认定“钜者白也，黔者黑也”，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他们之所以说黑白，并不是根据“名”，而是根据经验。
所以，作为语言系统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而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效应来加以调整。先是要考察“古者圣王之事”，然后才体察“百姓耳目之变”，最后再依据“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
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强调“名”这一语言符号对“实”的规范意义；而墨子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注重的是“实”对“名”的决定作用。
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对“名实”之间的关系进行阐发，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但战国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派别对“名实”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阐发。这个派别就是名家。
与儒家和墨家不同，名家对“名”的阐述并不是为了服务于什么目的，完全是在玩弄语言游戏，也就是诡辩。
这种诡辩在古代西方很盛行，比如我们熟悉的“学习悖论”、“说谎者悖论”、“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悖论”等等。西方的思辨传统演绎出了思辨哲学，使得西方人很会玩弄概念游戏。
这种现象在我们古代也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名家。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他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名言就是“白马非马论”。
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是这么说的：
白马非马，可乎？
曰：可。曰：何哉？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马。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白马，是就其颜色来说，马，则是就其形状、种类而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只是白马、黑马，哪里看得见“马”呢？
在这里，“马”是一般概念、抽象概念。它是通过一匹匹白马或者黑马来体现。脱离了这一匹匹具体的白马、黑马，到哪里寻得见“马”呢？
用哲学语言来表述：“马”（一般、共性）寓存在于白马或黑马（个别、个性）之中，白马或黑马（个别、个性）体现、反映着“马”（一般、共性）这个概念。
名家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很是盛行，但是最终还是衰落了，到后来甚至听不到一丝声音，而不像西方的诡辩派那样盛行下来，甚至成为了西方人的一种传统。
究其原因，可能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世俗伦理社会，对这样纯粹的思辨实在不感冒。正像荀子所批评的：
“蔽于辞而不知实。”（《荀子·解蔽》）
．仁爱和兼爱的争论。
儒家从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出发，强调“仁爱”。
所谓“仁爱”，就是父亲要爱自己的儿子，儿子要尊重自己的父亲，强调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怎么可能会去爱亲戚朋友呢？
所以孔子说：“孝悌，仁之本也”，孟子也说：“仁者，事亲者也”。
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强调的其实是一种差等值爱，血缘之爱，而不是胡乱瞎爱。
在儒家看来，正是这种血缘亲情维系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所以要加以强调，而且为了这种感情可以牺牲最基本的事实。
比如，父亲偷了邻居家的牛，儿子就不能去告发，尽管知道父亲这样做是不对的。这叫“子为父隐”。
从这种血缘亲情出发，然后再去爱别人，爱世间万物。这叫人同此情，心同此理。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同儒家不同，墨子宣扬的不是“仁爱”，而是“兼爱”。所谓“兼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爱，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人类之爱，不是爱而有差，而是爱而有兼，爱无差等。
但墨子的“兼爱”理论是建立在实际利益或者说功利的基础之上的，显得很势利。
比如，我为什么爱别人呢？很简单，因为我爱别人，别人才可能爱我。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只能爱别人，而不是恨别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爱我，给我好处。
所以，在墨子这里，所谓的“兼爱”，不是出自自己情感的自觉需要，而是出于实际利益的策略选择，是人际关系博弈的结果，是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所以，墨子说了“兼相爱”以后，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交相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互惠互利，合作双赢。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其实，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都是对于人际关系的一种主张，一种观点，说不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也无法比较哪一个更高明，哪一个更伟大。
但是，在血缘伦理占据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我们的文化却淘汰了墨子的“兼爱”，而选择了孔孟的“仁爱”。
墨子的思想在以后的岁月中没有占据文化的主流，既不被民间的思想所推崇，也没有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采纳。
相反，这种强调功利和利益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却在西方社会得到了推崇和奉行。
尽管他们没有受到中国墨子的影响，但强调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
这种爱虽然不浓，但却超越了伦理情感，有利于大家和睦相处。
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是亲兄弟明算账，互惠互利，一切都说在前面，凡事都要签合同，而不是讲人情。
以上五点是百家争鸣中最主要的几个焦点，而不是全面的概括和列举。比如，杨朱“一毛不拔”的利己主义，慎到、商鞅的“刑名之术”等等，我们都没有涉及。
至于，诸子百家中几个重要派别的学术思想，这里只是一个大体的介绍。
先秦诸子和百家争鸣，这些派别的思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和方向，奠定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生活观，规定了中国的治国模式和方略。
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走西方那种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道路？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如此淡泊？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变成宗教社会？
为什么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拉拢关系、走后门，而不愿意按规矩出牌？
为什么中国人善于自我安慰，既能入世，又能出世？
所有的这些，也许都能在先秦诸子这里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