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拜啸霖
陪写剧本的铭先生看秦坑儒谷的时候，樱桃正红得动人心魄。
在陕西西安市临潼区韩峪乡洪庆堡、洪庆沟村与灞桥区洪庆街办洪庆坊、街子村交界处，有一狭长谷地叫作洪庆沟，据史书记载汉代在这里建愍儒乡，以表对儒生的悯怀，唐明皇李隆基又改为旌儒乡，以示对儒生旌表，后有人将这里称作坑儒谷，说是秦始皇焚书后坑儒的遗址，称曰秦坑儒谷。
和铭先生早先只有数面之缘，因为在酒桌或喝茶时总有与其他人不同的话题，渐渐就熟络了。铭先生说他正在写一个与秦代有关的电影剧本，听说我住的地方离秦坑儒谷遗址不远，说他想去实地祭一下。铭先生说，秦坑儒谷埋着秦代最桀骜不驯、最特立独行的思想和灵魂。
之前我并没有正儿八经地看过秦坑儒谷。年单位从辋川山沟里搬迁到西安灞桥洪庆一带，偶尔听人说这里的地名缘于历史课上学过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是活埋那些谈笑有鸿儒的人的地方，最早叫作鸿坑或横坑，也有的说这些儒士先被弩机射死，然后才埋的，鲜血染红了埋人的黄土坑，所以叫红坑，解放后当地人嫌原来的地名阴森不吉利，改了个喜庆吉祥的名字叫洪庆，也适应了新中国火热的红色新气象。
之前意念里总认为，秦坑儒谷在朝阳厂往东，在去洪庆堡的乡间斜路两边农田里的某一域。开车路过不知多少回，没有看到纪念碑之类的东西，走路闲逛荡也在路边眼力所及处寻找过，终是没有发现，也没有刻意找人问过，更没有在灞桥古籍、文物之类的书籍上、网站上寻找过。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傍晚，我和朋友遛弯消夏，顺着砚湾村子向北散步，碰见村里一个老汉，发了根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
你这村名砚湾文气的很，有什么来历？
老汉自豪地说，这村名大有来头。
我进一步问，什么来头？啥朝代的?
老汉说：村里世代传说，我这村子北边二里地，秦始皇活埋了几百读书人，读书人的泥瓦砚台被堆到一起砸烂后埋在我村里，最早这地方叫作砚瓦，就是泥瓦砚台，又因为地处东边山脚(现洪庆山)的低洼处叫作砚洼，清朝以后叫作砚湾！
我趁势问，活埋读书人的地方在哪儿？老汉手向北一指说：你沿着巷道往北端直走，过了大路下个坡，沿着地里土路继续向北，地里有个碑子。要是庄稼高看不见，你沿着地里小路一直往北走，有个村子就拦住了你，碑子就在哦个村子地里。我又问，远不远？老汉说，走路就十来分钟。
当天走到了村子，村子叫洪庆堡，因为天已麻黑，又听说是活埋过人的地方，觉得阴森不吉利，只是远远地看了农田里的石碑子，没有到近处看。之后近十年也没有专门到红坑看过。
铭先生提出想专门到红坑祭拜时，我爽快地答应了，一是路线熟悉，离我居住的地方走路也就二十来分钟；二是我也没有认真地看过这地方。
（一）
和铭先生一起去红坑的那一天，小区门外道路边摆了两行卖樱桃的。铭先生说，洪庆这一带的樱桃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历史味道，与蓝田普华、灞桥毛西一带樱桃的味道不一样。
穿过砚湾村，横过洪阳路，车行五六分钟下大坡，不远处可见生机盎然的村庄，近处是大片的农田：樱桃园里的果子红得灿烂而热烈，桃园里可见鹌鹑蛋大小毛茸茸的青果，麦子地里有金黄金黄的麦浪，蔬菜地里的黄瓜青翠欲滴、西红柿像小孩粉嫩的脸蛋……田里有一柴门轻掩旱莲茂盛的院子，左侧是变电站，中间较为宽敞，遂停车。
沿田间小路前行，很快看见树丛中若隐若现的石碑顶端。我顺手指向石碑，扭头给铭先生说：那就是秦坑儒谷遗址！
石碑掩映在樱桃园里，没有以前在照片上看到的高大，有三米左右，碑头的图案不是惯常所见的龙或龙凤，是对称的神鸟图案。铭先生仔细辨认后说，像玄鸟，又像是青鸾，还有鹓鶵（yuanchu）的神韵,碑趺（碑座）是常见的赑屃，头部已经残缺。正面碑文为秦坑儒谷，阴面的碑文较长，主要是介绍遗址的历史渊源、传说掌故。
从碑文可知，秦坑儒谷所处的位置，位于秦东陵西南，以前属于临潼县（现临潼区）洪庆堡村之南，名字叫鬼沟，距西安市城区十五公里，距临潼县城八公里。
碑文记载秦始皇坑儒两次，第一次坑儒四百六十人，史源为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儒生议政，有犯禁者四百六十余，皆坑于咸阳。第二次坑儒七百人，依据为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的记载，其后，秦始皇再坑儒生七百人于骊山脚下。
看到这两处碑文，铭先生说，关于坑儒的史实，历来争议较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坑的是方术士，不是儒生；第二种认为坑的是受蛊惑的儒生，第三种认为坑儒是在焚书史实上嫁接的虚构故事。
我惊诧于铭先生的话，毕竟焚书坑儒是写入课本的历史，难道也会虚构，我提出了质疑。
铭先生说我的质疑很正常，因为焚书坑儒的历史故事，从初中就进入我们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
随后铭先生给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他的观点。
关于秦始皇所坑者的身份，最早的记载为方术士，后来记载为文学方士，再后来的记载为诸生，《史记》中秦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的劝谏，成了皆颂法孔子者，到东汉卫宏所撰《诏定古文尚书序》记成了坑儒，此时已是坑事件发生二百五十余年以后。
坑事件，发生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年），就是焚书之后的次年。
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坑事件的背景，是以侯生、卢生、韩众（终）、石生、徐福（市）等人为首的方术士，因找不到长生不老的仙人仙药，害怕受到暴虐的秦始皇严苛惩处，脚底抹油逃亡，而且还到处诋毁秦始皇。秦始皇知道后大怒，以妖言惑众，骗取钱财罪名要求御史彻查，坑杀了有关联的四百六十人。
对于此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术士诋毁秦始皇的言词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干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始皇听说欺骗他，找不到长生不老药的方术士逃跑了，还到处诽谤他反应是：秦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术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今乃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诏令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得天下知之，以惩后。
铭先生说，这是后世关于坑事件最通行的文本，种种争议和评价也多以此为依据。但是对于文中关于被坑者的称谓，前后并不一致。
按照《史记》的记载，引起事件的是找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惩罚，相约逃跑，诋毁秦始皇的方士，即那些求仙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与道家比较接近的术士；
秦始皇大怒谴责的却是文学方士，是两类人，即方术之士和文学之士，文学之士泛指博学善文的人，后来也指儒学之士；
诏令惩罚的是诸生，字面意思是多位学者、学生或者各类学者、学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诸生多指学习经书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的行文，似乎在淡化方士，强化文学之士，有刻意模糊被坑者身份的嫌疑。
对于诸生的身份，《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段始皇长子——公子扶苏劝谏的记载：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平民百姓）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即诸生都是颂法孔子之士。《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0年，此时已是坑事件之后年左右，处于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使儒家的地位空前高涨，故此后一直有人认为公子扶苏的这一段话，有掐头去尾、刻意裁剪历史的嫌疑，不像是为了劝谏其父秦始皇，更像是为了说明诸生就是儒生。按一般逻辑，坑之事件源于方士欺骗、逃跑、诋毁，扶苏劝谏其父应该从方术士求药寻仙开始，但其只字不提方术士，而是突兀的为诸生开脱，令人费解。
听铭先生的陈述，我也情不自禁的陷入沉思：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所看到、所听到，不一定是历史的原本。所谓的真实，也可能是多种镜像的展现，既有统治的需求，也有利益的追求。历史是政治的镜像，原本是什么，已无从可知。
对于发生于今洪庆堡遗址的坑事件，碑文叙述如下：
汉人记其事云：始皇命人种瓜骊山谷中温处，冬生实，诏儒生诸贤解辨，至则伏机孥射杀，自谷上填土埋之，历久声绝也，
关于今洪庆堡遗址的认定依据，碑文叙述有四个理由：
一是唐颜师古注《诏定古文尚书序》云：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马谷，谷之西有坑，古来相传的秦坑儒处也。二是洪庆，秦属咸阳畿内，汉唐时为新丰县辖。以秦坑儒于此，汉名愍儒乡。三是唐玄宗时建旌儒庙于此，命中书舍人贾至撰文勒石，致祭先贤，故又有旌儒乡之称。四是一九七零年在此地发掘出唐刻儒生像一尊，此地曾有马王庙一座，毁于一九五八年，足证此即古之马谷。
碑文所述，此遗址的最早史源依据，来自于东汉卫宏所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卫宏是东汉有名的著作家，光武帝刘秀时期曾任给事中议郎，查阅《诏定古文尚书序》，与焚书坑儒有关的原文如下：
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这一段文字的大意是，秦始皇恐怕天下人不服他把国家体制从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尤其是怕被他拜为郎博士的儒生不服，于是设了个局，号称冬天以温泉水种植出了甜瓜，以请这些儒生品尝甜瓜为名，将所有人骗至骊山秦东陵谷，先用弩机射死，后以黄土填埋致死。
此记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秦始皇坑事件，显然不是一回事：地点不同，一在咸阳，一在骊山东陵谷；人数不同，一为人，一为人；事件起因不同，一因方术士欺骗、逃跑、诽谤，一因诸生不从所改更法。
后人对卫宏所记载的坑儒始终存疑，一是认为这种编造故事的手法太低级太幼稚、太拙劣、不合常理，与秦始皇的个性特点也不符，北宋程大昌在《雍录》中评价，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设诡也。二是因为自焚书之后余年没有任何史籍、文献记载此事。若从现今洪庆堡的地理、气候特点分析，冬天要种出甜瓜，没有现代化的农业设施，也没有任何可能，何况多年以前的秦代。
但卫宏的记载，并非他自己的瞎编和完全杜撰，而是收录了当时广为流传，又被官方认可的故事。
这一点可以从活跃于东汉初年的学者王充的著作得到印证。
王充的著作《论衡语增篇》记载，传语曰：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传语是对经书义理、史实的解释、注解，即焚书坑儒之说来自于注解，并非原说。
在其另一篇著作《论衡短篇》曰秦燔五经，坑杀儒生，五经之家所共闻也。即焚书坑儒是当时的民间传说故事，被研读《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的经师们共同认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方认可的传说故事。
卫宏只是在其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当时官方认可的民间传说，此故事是卫宏为了解释儒家经典义理，在其著作中引用的诸多历史传说故事之一。
铭先生喝了口瓶装矿泉水，接着说，对于焚书坑儒事件的记载，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诏定古文尚书序》这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即《说苑反质篇》的记载。
《说苑反质篇》成书于西汉末年，但其所记载的故事较早。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坑方士的故事，与《说苑反质篇》的故事为同一个底本。与另外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是，《说苑反质篇》没有坑事件地点的记载，《史记》记载的地点是咸阳，《诏定古文尚书序》记载的地点是骊山秦东陵谷。
《说苑反质篇》记载方士逃跑的背景是：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
即方士认为秦始皇这个人喜欢刑罚、杀人树威，天下人都很恐惧，当官的都不敢尽忠；而且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过错，日益骄纵，下面的人都以欺骗的手法尽情取悦，不听劝谏也不用劝谏的人，越来越失道寡助。我们都和秦始皇相处久了，而且久受其害。所以两人一商量，逃跑了。
听说方士逃跑后秦始皇的反应，《说苑反质篇》记载与《史记》的记载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说苑反质篇》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引起秦始皇大怒的方术士侯生的下落。
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即卢生没有抓到，侯生被抓到了，在阿东之台准备车裂处死。
之后记载了侯生面临车裂酷刑，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历数秦始皇暴虐不道，以及其面临的灭国危机，教训得秦始皇哑口无言，内心懊悔不已，无奈感叹中释放了侯生。这种写作手法，无论从那方面看，都像是虚构的故事情节。
铭先生说，《说苑反质篇》所记载的这个传说故事，是在汉武帝刘彻萌生我还想再活五百年和向天再借五百年之际，与其前其后所有的帝王一样，也是割舍不下江山、美人，诏令四处求仙问药，大尊方士。这个故事的原创者、编纂者，应该是那些四方游走的方士们，他们以古喻今蹭热度，以抬高古代方士的历史地位，给自己涂脂抹粉，自吹自擂，扩大知名度，提高影响力，与今天一些电影明星的炒作手法极其相似。
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文中引用的冬天到骊山东陵谷看、议甜瓜，弩杀坑埋儒生故事，被称作秦始皇的第二次坑杀儒生。年后的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学者张守节注解司马迁的《史记》，取名《史记正义》，将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引用的骊山东陵谷冬天看瓜坑儒生故事编入史书；之后章怀太子，即武则天的次子李贤注解《后汉书》，也引用了这个传说故事。之后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为显示其尊崇儒家学说，招揽人才之心，诏令在秦东陵谷建旌儒庙，敬立儒生石像，勒石碑纪旌表，官方祭祀崇奉，改地名为旌儒乡，也因此高调的官方宣扬，看瓜坑儒广为所知。
再之后唐代研究《汉书》的史学家颜师古，注解《汉书儒林外传》也引用了看瓜坑儒的故事。到元代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将之前唐代史书的记载，引申为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人。此记载首次在正史有了两次坑儒的记载。再后来的《太平御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三昭应县》，也都延续了颜师古、马端临的记载。
秦始皇到底杀没杀儒生，坑杀了多少儒生，有的史料记载余人，有的史料记载余人，近代有的史学家研究认为0余人，现代有的学者研究者又提出余人之说。
真相都掩埋在历史的风尘里。
（二）
新立秦坑儒谷碑所在的农田里，有三十多岁农妇和六七岁左右女孩正采摘樱桃，树下满满两竹笼的樱桃，像玛瑙般，煞是诱人。
这是你家的樱桃园？铭先生问专心摘樱桃的农妇。
是的，这地里樱桃甜得很，随便尝！农妇回答。
你女子？上几年级？我问回过身的农妇。
小学三年级，不好好学，耍性太大。农妇用饱含爱怜与嗔怪的眼睛看着女孩说。
尝了两三颗樱桃，铭先生说：你这樱桃不仅甜，颜色也好看，红润润的，咋卖哩？
秦坑儒谷沉思——秦始皇坑了谁？谁坑了秦始皇？
女主人说，她家的樱桃从来不买，只给来这片地里看被埋在鸿沟里的读书人品尝。小的时候她听她大（父亲）说，这一片地里埋的都是和秦腔戏里那些才子相公一样有学问的人。
女主人又说，这片地的樱桃不能白吃，要对一幅对联，是她大拟的上联：儒谷樱桃红，果红天不红（中仄平平平，仄平平仄平）。
我和铭先生绞尽脑汁想了半天，各自胡绉出一下联。
铭先生的下联为：秦坑野草黄，叶黄儒亦黄（中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寓意为，秦代这些智慧的头脑，特立独行的自由思想，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和坑儒，像秋天的黄叶一样，飘落在的历史的寒冬里。
我的下联为：秦坑野草绿，叶绿儒还绿（中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寓意为，儒家的思想，并没有随秦始皇的坑儒而消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历史的春天来临，就会再次萌生绿意、枝叶茂盛。
女主人笑着着说：都挺好！并没有评价对联的好坏，只是说代表了游历秦坑儒谷者的不同情绪，一种是悲观的，一种是积极的。我们也品赏了之前游历者留下来的下联，各有特色，是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历史观念、不同人生体验的反应。
从碑文的落款可知，此碑立于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五），碑文为陕西省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高云光教授所撰，富平县石刻艺术馆刻字，秦始皇坑儒遗址筹建处（不知是官方还是民间机构）勒石，15年的风雨侵蚀，碑文有的地方字迹已模糊、剥落，坑儒遗址的筹建却不见丝毫的动静。
拗不过女主人的热情赠送，我和铭先生都接受了半塑料袋有着历史灵魂的红樱桃。之后我俩顺着女主人所指的方向，前往西北向的另一方秦坑儒谷石碑处瞻仰。
沿着田间小路漫行，铭先生说，东汉之前，史籍中并无坑方士坑儒的记载。
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贾谊，其撰写的政论文《新书过秦论》，专门评论秦朝和秦始皇的政治得失，对焚书多处鞭挞，没有提到坑方士坑儒《过秦论上》记载（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论下》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立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两处只有焚书的记载，没有坑儒的记载。
汉景帝刘启的弟弟、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汉武帝刘彻早期，其编撰的《淮南子》，早于司马迁的《史记》，极力推崇道家，也没有提及秦始皇坑方士对道家先驱的迫害；同时期淮南王刘安王府的辩士伍被，劝谏刘安勿谋反，历数秦失政亡国的弊政：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仪，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也未提及坑方士坑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者董仲舒，其所著的儒家经典《春秋繁露》中，也没有秦始皇活埋儒家先贤的只言片语。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很不符合常理吗？
铭先生象是问我，又象自言自语。继而又说，整个西汉时期的典籍，没有焚书坑儒的说法。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对焚书和坑儒的危害总结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坑的是术士，未提诸生、儒生。
西汉后期，博学多才、通晓历史的学者杨雄，在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曾上阿臾之文《剧秦美新》，以秦之恶附和新之美，历数秦始皇种种暴行和不义，也没有提及坑儒，更无焚书坑儒的说法。
秦坑儒谷沉思——秦始皇坑了谁？谁坑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用语和观念记载，始于东汉《汉书》记载，《汉书》编纂始于班彪，主要由其子班固编纂，后由其女班昭完成。班彪活跃于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班固主要活跃于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时期，曾被告发私作国史入狱，在其弟班超以颂扬汉德斡旋下得以开释，汉明帝召为兰台令使（即国家档案馆馆长），汉和帝永元四年因曾率军破匈奴的窦宪案冤死狱中，班昭是汉和帝刘肇、汉安帝刘祜时期人。《汉书儒林传》记载：及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矣，基本延续了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
《汉书五行志》的记载为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已明确有燔诗书、坑儒士的记载；《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为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自此焚书坑儒的用语和观念进入史籍。
为何在东汉时期焚书坑儒的历史，又被高调的提及？我禁不住地询问。
铭先生说，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秦始皇坑方术士的往事，除了记载史实，还有以史为鉴，告诫汉武帝刘彻与方术士的寓意，因为此时汉武帝也受到方术士的蛊惑，热衷于炼丹壮阳，热衷于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仙人。
西汉的方术士，把秦始皇坑方术士的历史，变成自吹自擂的荣耀，尤其是编造出方术士在车裂酷刑前，大义凛然，教训秦始皇的故事，漏洞百出，啼笑皆非。在崇儒的环境下，其他各派顺应上之所好，对于方术士的编造，明知是假，不闻不问，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客观上促进了这些故事的传播。
坑的对象，从方术士转为儒生，是罢黜百家之后，把儒家的经典塑造成圣经，把儒生塑造成殉教的圣徒，将儒学塑造成圣教的治理需求和教化需求。
而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恼羞成怒，泼妇骂街式的情绪化对儒士、儒家先贤的人身攻击，也促进了坑儒观念的传扬。
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召开盐铁会议，讨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经济政策的存废。此经济政策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由时任大司农桑弘羊提出，盐铁专营就是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平准就是贱时朝廷收买，贵时朝廷抛售，平抑物价，增加财收；均输就是地方向朝廷缴纳贡物（折合成钱）费，均输官在各地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增加财政收入。
以丞相车千秋、鲁万生为首，信奉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之士认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是造成百姓疾苦的根源，请求朝廷废除；尊崇法家思想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受到猛烈抨击，辩论不过文学之士，理屈词穷之际恼羞成怒，情绪化对儒圣孔子和文学之士进行人生攻击，说孔子顽固、贪婪、愚蠢、可耻，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己，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继而咒骂文学之士都是耍嘴皮子不干实事，轻谈误国之徒，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焚书），坑之渭中而不用（即坑儒），应该效法秦始皇尽数活埋坑杀。此事被西汉时期的庐江太守丞桓宽记入《盐铁论》。
历史记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治理模式、治理环境、治理需求、攸关方利益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的时候，正史未必全正，野史也不一定全野。野史在特殊的环境或需求下，也可能进入正史。最有代表性当数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杨玉环为安禄山洗澡：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清代《历代御批通鉴集鉴》对此记载批注，通鉴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轶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古人对正史与野史的界定标准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野史向来是正史的补充和来源，正史遗失或缺失时，常常史失求诸野，所以正史记载也有不靠谱的存在。
（三）
走过田埂，行约百米，沿水泥村道北行，按照指引巷道西把头应该有秦坑儒谷更早的遗址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敲门进入路西头一家院落，一年五十余岁农妇正在洗衣服，遂询问：姨，听说你这院子里有个石碑子能不能看一下？农妇头也不抬回答：在院子外西边的猪圈里，靠西边山墙有个木栅栏，拉开走进去，在最里边的核桃树下。
和铭先生出院子，拉开院子西侧木栅栏走了进去，三面铁丝网一面靠墙的长方形，内有枝叶如盖的核桃树，葱茏茂盛，不知是因为雨后初晴，还是之前里面养猪，地面泥泞不堪，臭气熏得人几乎窒息。捂着口鼻弯腰弓身走到内里，有一横置方形石碑，规制小而简陋，尘泥满身。碑面有文字，上方为宋体临潼县文物保护单位，正中为隶体大字坑儒遗址，落款为临潼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公布。
在此污浊不堪的环境，看到坑儒碑，我和铭先生不胜感慨：史籍所载当年被活埋的这些儒生，代表着秦国最有见地、最为活跃、最为特立独行的思想，是当时最为智慧的大脑，身份不一定高贵，但也曾深得秦始皇的敬重，或拜为博士，或拜为郎，在当年政治的旋涡里被活埋不说，余年后，这些纯净的灵魂还要被圈在猪圈里，头顶还要浇上污秽不堪的屎尿泥泞……
（四）
晚霞如血，在田间地头稍高处，我和铭先生坐而闲论。
坑儒到底有没有已不重要，它已成为一种历史或文化的标志性镜像，从中可以窥得历史的原本。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秦朝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于后来历代的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焚书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记载的非常清晰。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34年），其过46岁寿辰时，邀请70名博士官到咸阳宫朝贺祝寿。主题为颂扬伟业，烘托气氛，可以想象是极尽所能的恭颂高扬，丽辞雅颂不绝于耳。仆射周青臣自然也是极尽颂辞，讨始皇帝高兴。不识时务的愣头青，齐国人（今山东人）、博士淳于越，看不惯周青臣的馋媚之态，讽刺其是谀词阿臣。又趁着酒兴高谈阔论朝政，当众给秦始皇提建议，认为秦国应该效法商周两朝的古法，行分封之制，分封功臣子弟，理由有三条：一是商、周两朝之所以能传千年，得益于对子弟的分封，培养后备枝辅人才；二是秦朝国运正盛，广有海内，日月所照之处皆是秦国的领域，有分封的基础；三是皇室子弟没有分封，皆为匹夫，如果国家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叛乱夺权的特殊情况，就可能得不到宗族的支持，即使有三公六卿，没有能稳固大局的人。正在寿宴酒会兴头上的秦始皇，被淳于越坏了兴致，但并没有下结论，而是把淳于越的建议和寿宴上引起的争论交给廷议。
廷议时，丞相李斯反驳认为分封制不可行，容易造成诸侯割据，理由也有三条：一是五帝治理之法各不相同，三代都不再沿袭传承，各有各的治理之制，不是说不尊祖宗古法，而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环境变了。《史记》的原文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二是淳于越之流的愚儒，不理解秦始皇建万世之功的政治抱负，以三代之前的国家治理模式套用今天的形势，没有可比性，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不同，而且春秋战国之所以战乱不止，诸侯纷争，正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与祸根，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以避免祸乱；三是目前天下稳定，法令统一，百姓应该致力于农工，士人应该致力于学习法令辟禁，现在这些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道古而害今，攻击诽谤当今治理制度，祸乱百姓。
继而，李斯以秦始皇寿宴上儒生非政事件为由头，上奏提出焚书禁私学。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天下的乱源，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意志和思想，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因为没有统一的政体、思想、制度，诸侯各自为政，语皆道古以害今，释虚言以乱实，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人们崇尚私学，以私学攻击皇上所建的治国之策。二是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三是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焚书禁私学的奏议，就是有名的《禁书令》。
焚书的范围：一是史官非亲记皆烧之，即史官之外他人所记的史料全部烧了，有人理解为非朝廷钦定认可的正史全烧了；二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即不是搞研究的专业人员所藏的《诗》《书》、《百家》全部烧了；三是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即民间除了看病治病的医书、卜算吉凶的易理之书、农桑耕种的农书之外的书，全部烧了。
对不焚书者的惩罚为：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即谈论《诗》《书》者斩之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以古之制、之法攻击、非议当今政策者诛九族；吏见不举者与同罪，知道不焚书而不举报者处以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即《焚书令》发布三十日内不烧违禁书籍者，额头刺青予以充军、流放。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说，李斯和王綰、淳士越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秦国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分封派的担心，而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也证明李斯的判断并非胡说八道。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焚书直接诱因是为了压制不同的政见，其后面是八年前（公元前年）丞相王綰所代表的分封制，和廷尉李斯所代表的郡县制两种国家体制、两种国家治理模式争论与较量的延续。
其实历史上最早提出焚书的并不是李斯，而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卫鞅（即商鞅），其辅助秦孝公以法家治国，推动变法时，就曾提出过焚书之策，《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只是秦孝公没有采纳卫鞅的建议，因为史籍中没有实行此策的记载，也没有其它的旁证证明秦孝公执行过此策。
郡县制和分封制争论的背后，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政治文化和治理模式的表露。
秦文化的早期是秦族文化，其核心是秦族与戎狄杂居而奉行的戎狄文化，即游牧文化。《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战国策魏策三》记，秦与戎狄同俗，《管子小匡》中把秦和戎狄并论秦变于戎者也，称秦为秦戎。
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国之后，秦国开始接受、吸收周文化，但基本是实用性的表层器物文化、葬俗文化，较少礼乐文化。《史记秦本纪》记载了一段秦穆公与戎王使臣由余的对话——
秦穆公曰：中国（中原之国）以诗书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于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圣人之治也。
秦穆公对由余这段贬低以华夏礼乐法度为政的言论深为认同，用离间计使由余投秦，供于自己座上，反映的是秦穆公内心深处对于戎狄游牧文化的崇奉，对西周礼乐文化在国家治理上的质疑。后来由余为秦穆公益国地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一时期秦文化是周文化与戎夷文化的混合。
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吸引了在魏国不得志的卫鞅，《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秦孝公对卫鞅所讲治国之道的反应，第一次卫鞅讲帝道，孝公听的直打瞌睡，丝毫不感兴趣；第二次卫鞅讲王道，孝公觉得稍好，但仍认为不可用；第三次卫鞅讲霸道，孝公兴趣大涨，连听数天不觉疲倦，认为这才是他所要寻找的治国之道，遂力举商鞅变法，其核心是法家的治国理念。
秦始皇时期对于霸道也是极为推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其在看到韩非子的《孤愤》《五蠹》后不由发出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李斯与韩非子是同学，都是荀子的学生，其所学与韩非子应该相差无几，韩非子的思想是为帝王之术论证，符合君主集权统治。
总体来说，秦国的文化在秦孝公到秦始皇时期，法家的思想是主导，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秦文化与商文化分道扬镳，形成了一种与商文化截然不同的法家文化体系和治理模式。法家主张法制，而儒家主张礼制，其主要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商鞅甚至认为祸国的十大罪恶中儒占其九。秦王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禁绝议政，而法家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将人们的思想简单地统一在法律和官吏身上。即使法家的灵魂人物荀子，对于秦之独法无儒，崇奉霸道，也颇不认同；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杨倞《集解》注解：力术，强兵之谓；义术，仁义之术，止谓不能进取霸王也。言用力求则止，用义求则行。秦用力求霸，确实成功了，但当止不知止，走向极端，导致灭亡。
焚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治国理念下的极端选择，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性手段，想通过大刀阔斧式的动作，达到统一思想。焚书是对思想载体的毁灭，禁私学是对传授思想机构的毁灭，坑儒是对接受和宣扬思想者的毁灭。坑儒即彻底消灭儒生们，因为儒生们拒绝接受秦王朝强加给他们的法家为主的文化，他们歧视以法家思想为主流的秦文化，以古非今，以中原儒家文化非议国家政治，抵抗秦文化的统一政策。
简单说，焚书、禁私学的直接诱因是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治国理念之争，是分权与集权两种治理模式之争，背后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之争。以此判断，坑儒应是焚书的延续，不是各自独立、互相割裂的历史事件，早期有没有史籍记载，并不能作为判别其有无的依据，因为记载与不记载都会受到外界的干预，还有记载者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立场。
其实焚书、禁私学，这种政治选择并非秦代独有，秦之后历朝历代，在各种冠冕堂皇包装之下的禁绝思想、禁绝言论层出不穷，形形色色。
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以法家思想为治国内核，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对于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痛下杀手，对于传播心学的六十四家书院下令关闭，禁毁私学，禁止讲学，认为清流派讲学者空谈误国，误导民众，阻碍改革，其手法与余年前的焚书禁私学同出一辙，虽未大面积坑儒，但对与朝廷需求相左的异说灵魂人物，处置的手法同样是让其消亡。
对于焚书坑儒历来有两种声音。褒之者认为，这是统一国家意志，统一思想信仰，强化集权和权威，提高管控效率和效益的模式；贬之者认为，这是反人性、反文化、反道德之举，是扼杀人性和压制思想的行为。
夕阳余晖下，秦坑儒谷渐渐没入生机勃勃的村庄里，我和铭先生起身返程，相约下次前往传说中的两个焚书台遗址——渭南秦代文化遗址公园（沋河公园）灰堆遗址、临潼秦东陵谷焚书台遗址、高陵县通远镇灰堆坡村瞻仰，追寻远去的历史迷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