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庄襄王去世的时候，继承君位的秦王政，只有十二岁，远未到亲政的年纪。因此，秦国在形式上由太后临朝主政，其实是吕不韦主持着朝政。吕不韦水涨船高，在文信侯、丞相之外，又多了一个“仲父”的尊号，说他是权倾朝野、盛极一时，一点儿也不夸张。话说回来，在这番烈火烹油的背后，吕不韦的处境其实挺尴尬的。
首先，吕不韦是商贾出身，社会地位比较低，向来被人视作吃闲饭、使奸诈之徒，既不创造社会价值（不事生产），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逐利好争）。特别是在推行重农主义的秦国，这条由商人垫底的“鄙视链”，令吕不韦浑身不自在。其次，吕不韦常年游走江湖，深谙经商致富之道，但要说从政，他的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如今坐享“仲父”之尊、高居丞相之位，一举一动、一念一思，都关系到秦国的未来，若是拿不出全面而系统的谋略，岂不是尸位素餐？必会遭人诟病。位高未必意味着能力提高，权重未必意味着本领增强，要适应新岗位的需求，从头学起恐怕是来不及了，但吕不韦自有捷径可走：效仿“战国四公子”的套路，广纳天下贤士才子，为自己所用。正如廉颇的门客们所讲，“天下以市道交”，吕不韦有权有钱，不愁没人来应召。
吕不韦呢，倒也不挑不拣，不管对方兜售哪家学说，只要能说会道，一律收留下来，很快就招揽了三千多食客。这么多食客全靠吕不韦养活，当然不能白吃闲饭，他们集体编纂了一部旷世之作《吕氏春秋》，成为吕不韦在秦国的施政纲领。据史料记载，深谙传播之道的吕不韦为了扩大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还将其公之于众，声称如果有人能增删一字，便赏赐千金，成语“一字千金”就是从这儿来的。
总体而言，《吕氏春秋》作为一部思想论著和施政纲领，不同于以往的诸子百家，最大的特点是“杂”，正如书中所言：“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当然了，“假人之长”并非开杂货铺，乱七八糟什么都往里面装，而是以道家学说为根基、儒家学说为主干，兼容并包各家学说的有益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兼儒、墨，合名、法”，后世称之为“杂家”
《吕氏春秋》能成为秦国现阶段的施政纲领，虽然有吕不韦个人的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秦国所处的形势，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秦国王天下的迫切需求。当今天下是什么形势？《吕氏春秋》归纳为“周室既灭，天子已绝”，因此“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在纲纪尽坏、胜者为王的时代，如何快速而稳固地走好兼并天下的每一步，堪称摆在秦国新一代执政者面前的时代之问。
若论速度，自从范雎推行远交近攻战略以来，秦国蚕食诸侯的步伐明显加快，仅用十来年，便将赵、魏、韩三家近邻，收拾得惨不忍睹、了无生机。然而，除了让对手尸横遍野、白骨累累以外，秦国又得到了什么呢？范雎曾经信誓旦且地说：“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但这虽然解决了魏冉之流，借公权而谋私利的问题，却又陷入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怪圈。
这里面固然有山东诸侯不甘失败、奋起反击的原因，但从秦国自身来讲，按首级论功晋爵的制度，其弊端越来越不容忽视。秦军背负着虎狼成性、暴虐嗜杀的恶名，想让被征服者“革食壶桨，以迎王师”，岂不是痴人说梦？毫不夸张地说，秦军每占领一个地方，总会招致残余势力、土著贵族合力反扑，数易其手也就在所难免了。要镇压反扑、防止生变，就得分兵驻守在各地，随着地盘不断扩大，秦军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又如何集中力量重拳出击？
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困局，《吕氏春秋》重点采纳了荀子的“义兵”之说，提出了“诛暴君，而振苦民”“攻无道，而伐不义”的理念，称秦国征伐各方诸侯，不是为了王天下的一己之私，而是向无道暴君宣战，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口号谁都会喊，关键是落实到具体的军事行动上，如何彰显这样的理念。
《吕氏春秋》提出，秦军每攻取一地，都要“救民之死”“除民之仇”，将战事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尽量降到最低，同时不再片面追求斩获首级的数量，普通战俘一律释放。通过采取这一系列怀柔政策，充分彰显秦军兼并诸侯的道义性，以期达到“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的至高境界。
用现代的话来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终究是为政治服务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才算是成熟的战争、成熟的政治。正所谓“上兵伐谋”“攻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