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盛文/摄
柳宗元散文的“三体”与务奇趣味
文/阮忠
柳宗元对文学的态度有前期与后期的不同，他前期在长安时，连中进士和博学宏词科，志得意满，更多地追求社会实践，以实现人生的抱负。故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后期遭“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感于身为贬客，地处僻远，“辅时及物”几为虚话，对为文有了特别的兴趣。柳宗元有一些政治主张，因他来不及全面地施展拳脚就被政坛抛弃而缺少系统的论说。这没有影响韩愈为他墓志铭说的，柳宗元仕途失意有了文学辞章流传于后。这些文学辞章自然有他的政治思考、人生苦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散文的不同文体与务奇趣味。
1、诸家文法的自然导引与吸纳抉择
柳宗元好文，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和《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里明确提到自己所读的书或是教人读的书，一则是《诗》《书》《礼》《易》《春秋》，其次是《论语》《孟子》，他称之为“经言”，是他“取道”为文的源泉。二则是《谷梁传》《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离骚》《史记》，是他“取辞”为文的源泉。二者重合点是《孟子》，他既取《孟子》所好之道，又取《孟子》作文之法。后者清晰地表述为：“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番话涉及文章的文气、条理、想象、趣味、寄托、峻洁诸多方面。与之相佐则是《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里说的：“《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可见他好文且善于取前人文章之长，以熔铸自我的散文风格。
柳宗元的散文，论、议、碑、志、表、诔、说、传、序、记、书、启等诸体皆备。这些散文有两种趋向，一是坐而论道，诸如《封建论》《四维论》《天爵论》《守道论》《时令论》《断刑论》等。二是蓄意寄托，诸如《设愚者对智伯》《愚溪对》《罴说》《三戒》等。其文气与条理在多大程度上受了《谷梁传》《孟子》和《荀子》的影响，在他广泛吸收诸家之法的状态下很难判断，也不能说这方面他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还有“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柳宗元曾劝韩愈撰史，在《与韩愈论史官书》里说韩愈不应畏惧实录历史，可能会遭受刑祸避而不为，如果像你这样有学问、善文辞、好议论而正道直行的人都不撰述历史，那唐史谁来撰述呢？并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里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意思是韩愈身为史官应继承司马迁的史官精神，从事历史撰述，不要得过且过，这与他受司马迁峻洁文风的影响是两回事。但读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司马迁叙事要而不烦的文风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
进而言之，柳宗元说“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的趣味指的什么？他有《非国语》上、下篇，其序说“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左氏《国语》”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未获后人一致认同。这里，柳宗元对《国语》的态度有二：《国语》之文的“深闳杰异”及其说的“诬淫”与圣人之言不合。这在《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也表述过。他认为学者不当把《国语》比作六经，以诬说蔽圣人之道；为文不当好诬怪、阔诞，然后以文采引诱学者，否则无异于以“文锦覆陷井”。所以他的《非国语》采用引述、批判的方式，表明《国语》所载之诬以及自己的辩诬之理。如是之“非”能见出他慎重及思想上的求真。相形之下，他“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的趣味则偏重于文辞的华美。
在柳宗元自觉接受的诸家文法的影响中，最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