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外儒内法，兼之以道。即诸子百家中，被后世统治者采用的主要是儒、道、法。
儒：我们最熟悉的流派，几乎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国家的人文标签
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等，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几大主张，明确君臣、父子之礼，划定夫妇、长幼之别；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前代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所谓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满满的积极正能量。
可以看出，儒家的内核，是以伦理确定上下尊卑关系；外在的体现上，却用仁义等极为义正言辞的理论包装，可以说是一种标准的统治之术，天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法家，强调建立规则
春秋时期的管仲是法家的先驱，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李悝（kui）、吴起、公孙鞅、韩非子等。
顾名思义，法家的主张就是用法治国，重农抑商、奖励农战，反对分封、建立郡县制、实行君主专制，他们的主张，是其后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思想基础。
但是，法家所指的“法”，跟我们如今的概念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帝王的个人意志，而确立的法规，本质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
同时，法家极力避免个人意志对法令的干扰，反对人情、走后门，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甚至在理论上看似比较公平，但其手段往往很严苛、血腥，伴随着残忍的杀戮，为后世广为诟病。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
又称黄老之术，代表人物老、庄。在笔者看来，这个流派比较玄乎，从理论上来看，它主张无为，但又无不为，看似简单，实际很难。所谓“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落实到治国上，主要是减少对社会的不必要干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道家思想，在特定时期确实有奇效，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治就是产生于贯彻了数十年的黄老之术。
但是，放任的自由经济必然会带来资源的过度集中，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往往是道家治国之术的副产品；比如在汉武帝即位后，虽然享受着文景之治带来的繁荣，但也面临着急需解决的隐患（《资治通鉴·汉纪八》）：
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说得很明白了：若不加以扭转，将会盛极而衰。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要重用董仲舒等人，着急摸索出新的治国理论。
墨家的治国思想，则太过于超前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他的思想和儒家正好相反，主张“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要博爱，不要战争；要平等，反对阶级压迫；要俭朴，杜绝奢侈浪费；提倡薄葬，反对厚葬、殉葬，甚至儒家提倡的守孝三年，在墨家看来正是对人性的摧残；不要搞虚头巴脑的音乐，多把精力用来干实事。
在我们今天看来，墨家思想简直太合理了有没有？他的这些平等博爱思想，直到文艺复兴时西方人系统地提出，墨子可谓超前了世界年。
然而，没有阶级，那就没有尊卑了；践行俭朴，那统治者还怎么名正言顺的享受奢华生活？所以很明显，墨家思想根本不可能进入统治者的法眼。
不过，墨家的“强本节用”思想，在封建王朝立国初期，无疑是一种积蓄实力、休养生息的靠谱措施，在后世还是挺受欢迎。
其他流派
兵家，可以理解成军事家，跟治国关系不大。但战国时期的兵家，往往跟法家有关联，比如吴起；
纵横家，实际上是两种外交思路：连横是主张秦国对东方诸侯国各个击破，联合一两个、打压另外几个；合纵则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看得出来这更像外交政策，跟治国没关系；
名家，是一种哲学流派，着重逻辑辩论，著名的“白马非马”就是这一流派整出来的。
阴阳家也是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创始人，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
其他的就不扯了，毕竟笔者也是一知半解。
回到文头，“外儒内法，兼之以道”之所以能够形成，很大程度上得归为秦国、秦朝的做出的“牺牲”与贡献。严刑峻法治国，推行郡县制、抛弃分封制，这种流派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提升国家实力的积极作用，已被战国的实践证明。但过于赤裸裸的严苛手段，显然不符合和平时期各阶层的述求，开天辟地的秦王朝正是因此而亡。即贾谊说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但是，给它加一层包装不就行了？西汉初年，为了尽快恢复国力、休养生息，暂时兼用了道家的无为之道；但汉随秦制，西汉几乎完全照搬了秦朝的各项制度，不然为仁慈的汉文帝时期，会发生“缇萦救父”这种案例？那时的肉刑，就是来源于秦朝。
而待到国家实力恢复后，汉武帝时期摸索出了外儒内法的绝妙路子，给严刑峻法加上了一层仁义的外衣；特殊时期，再兼用些道家思想。至此，这一套路就成了其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祖传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