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有人认为，“德主刑辅”是“封建”“落后”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是对立的。然而，揆诸实际，两者在逻辑和思想上并不必然存在矛盾。
从思想原旨看，“德主刑辅”符合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客观规律
我们有必要厘清“德主刑辅”的思想原旨究竟何在。
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将道德建设视作治理国家的核心内容。关于德刑关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将“德礼之治”置于“政刑之治”之上，主张国家治理应以德治为终极理想，刑治则等而下之。
孟子继承“德主刑辅”学说，更将之提升到仁君仁政的高度。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后儒解释说：“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换句话说，德礼与政刑应该交互为用，但在治理策略上，依旧是“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荀子则以“隆礼重法”著称，倡言“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虽不排斥“重法”，但仍以“隆礼”为先。
先秦其他学派并不全然反对儒家所倡导的德礼之治，唯从现实利益出发，对于德刑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所差异，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法家。法家主张以德刑二柄绳治天下，对德刑主次关系不加区分，有时甚至将刑治置于德治之上。对于法家的这些观点，应该理解为面对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的严峻局面，出于自存自强需要，因此主张在一定时期内加强刑治，以强化国家资源调动能力。但这一主张在秦汉以后历朝历代政治理念中并未成为主流。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符合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客观规律，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法律史上，“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我们有必要了解“德主刑辅”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中的表现。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期间，曾有一对父子因为讼争请他裁判。孔子将这对父子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但三个月过去了，未作任何判决。最后，父亲主动提出终止诉讼。孔子于是将这对父子一并释放。有人对此感到不解，孔子回答：“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言外之意，必须先教育百姓遵守道德法律规范，如有奸邪之人不从教化，再用刑罚予以制裁，民众才会知道避罪远刑，国家才会得到更好的治理。
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孔子“先教后诛”思想，也是“德主刑辅”的具体实践。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应以教育德化为先，以刑罚为次；只有在教化无效时，不得已才用刑罚来惩治。作为治理国家之需，教化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诸般纷争的积极手段，刑罚只能是辅助和消极的制裁手段，单纯任用刑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
由此亦可反观中国古代法律史上颇为盛行的“明刑弼教”思想。从字面上看，刑罚与德教的逻辑关系便已十分清楚：使民众明白各种刑罚结果的根本目的，恰在于辅助实现德育教化。借用现代犯罪学的说法，便是为了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双重目标，既惩治于已然，更防患于未然。
当然，“德主刑辅”或“明刑弼教”的最终诉求高于现代刑法学的一般理论，根本在于追求“刑期无刑”。也就是说，制定和使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消弭犯罪和诉讼行为，包括刑罚本身，以达致圣主明君所追求的“刑措不用”。
与之相反，中国历史上凡是专任刑罚的时期往往带有一定的晦暗色彩。最典型者当属秦始皇采用法家之治，横扫六合，江山一统，设想的千古帝业不过二世即亡。在汉初儒生眼中，秦朝法律“繁于秋荼”“密于凝脂”，因而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不仅如此，后世凡是尝试使用法家之治进行变法的改革者，往往落下专任刑罚或势利之徒的负面评价，以致纪晓岚慨叹“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从西方法治经验看，法治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应该承认，西方社会的法治经验是人类智慧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其他国家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
刑法学家蔡枢衡曾经指出：“法治这东西是八面玲珑的，它可以和君主同居，也可以和民主结合，还可以和独裁握手。”法治虽然以“法”为名，但不同于法律或法学概念本身，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性，可以和君主、民主、独裁中任何一种制度结合。换言之，法律在试图给予人们公平正义的同时，总是难以摆脱其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基本属性。这两种属性可以并行，也可能相悖，但总是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一个重要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代法治在西方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也并不排斥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恰恰相反，道德教育往往被看作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视作比法律或行政命令更为高级的治理手段。诚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的和暂时的服从。”
“德主刑辅”与现代法治具有不同的问题指向
我们有必要明晰“德主刑辅”与现代法治具有不同的问题指向。几乎所有西方学者在涉及法治问题的讨论中，总是习惯性地将法治与集权、专断、独裁对举齐观。与之相比，中国学者在讨论法治问题时则很少像西方学者那样将法治作为集权、专断、独裁的对立物，而是将其作为人治、德治的对立面。不可否认，人治、德治等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而将人治、德治作为法治的对立面，在西方学界实属罕见。这种概念逻辑上的偏差，甚至有些“自说自话”的学术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回到先秦孔孟诸子所倡导的“德主刑辅”思想。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