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周时期，就发展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文化体系。周代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非常重视能够体现社会等级划分的礼制，这一时期奠定的伦理道德精神成为后来儒家思想学说的来源，比如提倡“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周代的文化精神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道德观念为重的思想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失势，各地诸侯为夺权而纷争四起，这是一个战乱不休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轴心时代”。
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奠基与传承
社会动荡不堪的现实状况使人们从思想认识上开始对社会治理和文化发展进行探讨，乱世对人才的呼唤、文化因素的碰撞和学术环境的宽松促使有志之士得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构建体系化的思想学说。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文化繁荣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各个流传后世的思想学派，如儒家、法家、道家等学说，均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法家重刑罚，崇尚高压和管制。战国时代纷争不断，这使得当时法家学说脱颖而出。法家学说尊崇君权，提倡个人利益与国家公利的结合，使民众深信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就是为国家而战，只有战功卓著才能成就自己。并且法家主张以贯彻强法严刑的方式来使民众产生畏惧，严苛的刑律具有强制性，可以对国民产生教化所无法达到的威慑作用。因而法家重罚和管制的倾向渐趋极端，甚至走向了教化的对立面。因为其思想主张与社会治理方法不同于教化的“潜移默化”，而是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措施赋予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韩非子主张将律法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主要手段，并通过官吏去推行。法家思想表现出了与儒家学说对立的一面，其认为儒家的“以文教化”思想不能有效提高国家实力，儒家以“礼乐诗书”作为教化手段只是使人丧失斗志而已，所以法家的主要倡导者商鞅、韩非等人发表了很多反对儒家学说的言论。他们认为能够切实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统一的只有法令和统治者强制实施的政策，“法治”是统治之根本，“法”不仅仅是民众实践活动的标准，更是价值认知的准则。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秦国采纳了法家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中国统一，建立了秦王朝。大一统之后，法家学说因其所主张推行的律法过于严苛，缺乏教化的柔性，使民众产生了逆反心理，已经不能再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采用严刑峻法并且赋税繁重的秦国最终在农民起义的反抗下走向亡国。法家思想排斥其他思想学派的观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教化功能，一味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和刑罚的威慑力，造成了阶级专制的局面，将“法”作为治理国家和统一思想的唯一手段，这种极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的发展。
法家极端式地崇尚“法治”而且阻止其他学派对文化知识的传播，甚至采取销毁其他学派文化作品和打压与其观点不符的学者的做法，体现了其思想学说的局限性和封闭性。文化发展需要学术争鸣和思想创新，一味地攻击和排挤他人的思想观点会使社会丧失文化发展活力。法家在控制国民思想上的专制策略意味着其缺乏对教化社会作用的客观认识，注定会引起民众的不满。
秦国灭亡以后，经过连年战乱，民众已经疲惫不堪，如何休养生息并构建稳定和谐的政治氛围成为了统治阶级的第一要务，因此，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便成为了中国汉初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国策。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其思想学说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几乎与儒家学说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家的教化思想主张“无为”，提倡个体的超脱，要求人的内心宁静并与自然融为一体，认为人要抛却功利之心才能实现对世事的领悟。
老子心中最高境界的教化，是遵循自然之道，帝王应当观民自化以求顺应自然。老子还将事物之中矛盾对立和转化的规律引入其教化思想，老子认为事物的两个对立面相辅相成，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真正的教化，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实行“不言”的教化方式。老子所描述的“不言”并不是指不需要进行教化，而是指教化是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发生的，言语和人为干涉在教化之中并不会起很大的作用，真正能够实现教化目的的方式是静心感知和发挥君王的榜样力量。
道家强调万事万物自有其运动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神圣而独立的，顺其自然、遵循规律就可以实现一切有序，而教化的过程在于探寻自身。道家所言的教化是“自化”和“观心”之法，要求人们以忘我而寻求真我，以无为而达成无不为。道家的教化思想较之其他学派来说具有相对消极的特点，弱化了教化的主体，也不刻意构建教化的实践方式，并且夸大了客体在教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道家思想家渴望统治阶级回归本真和广大国民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愿望。“无言”和“无为”的教化主张表面上看体现了道家“出世”的思想观念，但其背后蕴含着超然的哲学思想，其遵循自然规律，也崇尚伦理道德。道家鼓励民众通过“忘我”而探寻“自化”之道包含有提倡个体自觉提高自身素养的意味。儒家思想在后续发展中，也吸收借鉴了道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但其并不能够完全满足统治阶级实现社会整治的要求，因此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主流文化。
西汉中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家学派奠定了中国古代道德教化思想的框架和文化特质。儒家思想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较其他学派有着更为完善的道德教化思想体系和相关理论，在教化主体、教化内容和教化方式方面都有一定的探索和创新。孔子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开创者，在其思想中，道德教化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他奉劝统治阶级重视教化的重要作用并主要加强在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教化。
更为可贵的是，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人可以平等地接受教化，这使得平民教育在当时等级观念极强的社会背景下得以实施，孔子本人也接纳了很多来自平民家庭的弟子。其教化思想扩大了教化的受众群体，也培养了众多的人才，更加大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范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学说，进一步推动了教化理论的完善和实践推广。孟子指出，儒家教化思想的核心在于“仁”，存仁心者为君子，是以教化天下。“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儒家教化的目标就是促使民众能够达到“仁”所要求的道德标准。
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指出统治者实施教化的方式应是以善施教，并且教化相比单纯的政治统治要更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指出了教化应遵循以民为本的前提，将教化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使教化成为维护社会统一的手段。在将教化与治国策略相结合这方面，孟子在孔子的相关理论上进行了发展创新，论证了人性本善的教化基础，指出了教化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儒家教化思想被统治阶级所重视。战国后期，荀子在整合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教化学说，并且正式在其文章中使用了“教化”这一词汇。
在教化的内容方面，荀子秉承孔子和孟子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是人通过教化而应该达到的道德状态，也是统治阶级治国应该具有的理念。在教化的方式上，荀子特别提倡发展乐教，认为乐曲能够改变人的性情，在其学说中特别著有《乐论》一章，单独论述了乐教的重要作用，指出乐曲能够迅速与人的情感达成共鸣。荀子的教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孔孟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