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礼乐思想，在孔子丰富而又博大的思想体系中，是仅次于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语》中，仅“礼”就出现了七十三次，“乐”字出现了次。它既是典章、制度、仪节、习俗(主要是周代所形成并在天下推广形成制式的东西)、以及人们以这种礼乐制度为准绳的行为规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又是对于仁的体现与实施。正如匡亚明先生说：“从孔子的伦理学角度去看，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已、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因此外与内，礼与仁必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修已爱人)，以仁的自觉复礼(贵贱有序，亲疏有等)。”(《孔子评传》)
古今学者，在谈到孔子的思想体系时，总是将“礼”单独列出。我则认为，在孔子那里，礼乐实则一体，礼为主，乐为辅。这不仅是春秋时期社会制度现状的真实反映，也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客观存在。正如我们在国庆庆典上演奏国歌一样，这既是一种礼，而这个“礼”又离不开“乐”、与乐融为一体。以周礼为代表的礼，当然是一种制度、典章、贵贱上下亲疏等的具体规范，也是一种文化。在那个时代，乐与礼在更大的领域与更高的层面上，有着更加广泛地交叉与融合。不仅作为礼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天子、诸侯、大夫及家族的大量的祭祀活动中，要有礼的规定，还要有乐的配合，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其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就是在人们的日常与事业的交往、特别是当时占着极其重要位置的频繁的外交活动里，都会有这种礼乐的运用与融合。五经之一的《诗》，更是诗乐合一、篇篇有谱，可咏可奏可唱。
孔子经常是礼乐合用，如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在孔子与子路的那次关于“正名”的谈话里，孔子更是将礼乐并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在这里，孔子不仅将礼乐并用，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礼乐制度来用的。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着孔子有关礼乐的论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曾经让孔子三个月不辨肉味的尽善尽美的《韶》乐与虽未尽善却也尽美的《武》乐，都是直接反映演奏着政治，并且已经成为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从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说，先学习礼乐再得到官位的，是淳朴的没有家庭背景的一般人;先得到官位再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世袭子弟。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普通人。孔子不仅在这里“礼乐”并用，还将他的反对世袭、主张平等的意见表露无遗。孔子当然也清楚地看到，太平盛世的音乐安祥而愉快，反映了政治的清平;而乱世的音乐则怨恨而忿怒，即因其政治的错乱。所以“知乐，则几于知礼矣”，也就是说，如果懂得了乐的功能，大概也懂得礼的意义了;所以，“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以上《礼记》)，先王的制订礼乐，不只在于满足人口腹耳目之欲，根本的宗旨，是要用礼乐教育人民，使人分辨清楚爱与憎以恢复到人的天性的真纯。
有一次颜渊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礼乐典章中的精彩处逐一列出，说治理国家的理想境界，是行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帽子，演奏舜时的《韶乐》和周武王时的《舞乐》。当然还要舍弃郑国的乐曲，斥退小人，因为郑国的乐曲糜曼淫秽，小人会带来破坏与危险。(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而在《论语·阳货》篇中，这种礼乐不分或礼乐并举，更是明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呀，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乐呀乐呀，仅是说的钟鼓等乐器吗?
在孔子的心目中，有着两种社会状态，一种是理想的大同世界，一种是现实小康社会。大同世界，是天下为公;小康社会，则是天下为家，即天下为私。天下为家就会有祸乱产生，这就需要一种“礼乐”来规范大家的行为，使其合理有序，以保持小康社会的健康稳定地发展。
孔子发出这样的议论，是在一次孔子参加年终蜡(zha)祭并充任饮酒的宾客的时候。祭礼完毕，出来到门阙的楼观上游览。游览间，沉思的孔子发出了深长的叹息。也许他这时想起了自己的祖国鲁国的不如意处吧?听了孔子的叹息，站在孔子身旁的言偃禁不住问他：“你好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又为什么这样的叹气呢?”听了言偃的问题，缅怀着的孔子，仍然若有所思地说开了。
他先向言偃描绘了那理想社会的大同世界：“大道通行于天下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的英杰人物，我都没能赶上，所能知道的，只是一些记载罢了。大道能行于天下的时代，那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大家所共有的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举贤德的人做领袖，讲究诚实重视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抚养自己的孩子，而是使老人能安享天年，壮年之人能贡献自己的才力，年幼的人可以得到抚育而健康成长，就连鳏寡孤独和残疾、有病的人，都能得到供养(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都能尽力于自己的职分，女人都能适时地婚嫁。人们厌恶把货物抛弃在地上糟蹋，但也不能藏起来据为已有;厌恶有力而不肯出力的人，但也不能让别人为自己出力。所以各种不良的图谋都被杜绝了，也没有谁去做盗窃和乱臣贼子。因此，外出可以不关门，这就叫做大同世界(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但是毕竟大同世界都没能亲眼看到，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当务之急，当然是根据现实而去追求一种小康社会。孔子对于小康社会是这样概括的：“如今大道既然隐没不行，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各人只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只管抚养自己的孩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财物或出力都是为了自己，君主是把世袭当作礼，把城郭沟池搞得更坚固，把礼义当作纲纪，用来端正君臣名分、加深父子关系、亲睦兄弟、和合夫妻、建立制度、划分田里、尊重勇力才智，并用来为已建立功绩。因此，图谋从此产生，战争也从此兴起，夏禹、商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用这种礼义治理天的英才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人不谨慎地实行礼制的，都用它来彰明道义，考验诚信，明察过错，效法仁爱谦让，昭示民众，治国有常法。如果不按照礼义去做的，执政的人就要被斥逐，民众也会将他视为祸殃。这就叫小康社会(是谓小康)。
此时，孔子还将礼视为天下兴亡的关键所在：“礼，是先代君王秉承天道用来治理人的行为，所以失去礼的就将死，遵循礼的就可以生存。”(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以上见《礼记·礼运》)他还在《礼记·哀公问》中，具体表达了礼的功能，“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这无疑是在说礼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有它才可以敬祭天神地祗，有它就能把人分为君臣上下有序的等级，还能明确地分别家族和亲戚的远近亲疏。
当然，孔子并不是将周礼作为不可稍有变化的教条来崇拜、遵守。他当然也很想具体地知道周代以前的礼乐制度，这样就会有更积极主动的取舍，也就会让自己所发扬与推行的礼乐文化有着更为完善的内容与形式。他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到：夏代的礼乐制度，我能说出来，但是它的后代杞国却不足以作证;殷商的礼乐制度，我也可以说出一些，但是它的后代宋国也是不足于作证了。这都是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不足、没有贤者相传的缘故。如果有，我就可以引以为证并可以为现在服务了(足，则吾能徵之矣《八佾》)。
不过，现实而又有着历史眼光的孔子，当然敏锐地看到了，殷商的礼乐制度，是在对于前朝夏的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建立完善起来的。而周朝的礼乐制度，又是在对于殷商的礼乐制度有所借鉴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建立与完善起来的。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欣赏与留恋，溢于言表。而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喜爱，当然因为它是在对于夏商二代的礼乐制度有了借鉴损益之后，建立的丰富多彩的崭新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礼乐制度，而且是可以从文献记载与实际实行上都可以具体感知、亲眼看到的。
这里面，我们要跨出一个误区，那就是以为孔子的“吾从周”，是守旧与倒退的思想。事实正好相反，孔子的“吾从周”，恰恰是一种前进与维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的“天天向上”就是来自于此吧?)且不说商汤的天天使自己维新新鲜，已经有着鼎故革新的味道。而《康诰》的“作新民”，就是说的使周人变成新的民族;至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则正是对于周朝礼乐制度的一个真实的诠注，那就是周朝是对于已经处于殷商末期的腐败与倒退现状的一种革命或曰变革，而它的礼乐制度，作为一种文化与上层建筑，正是这种革命或曰变革的反映。
即使如此，孔子也不是亦步亦趋地“吾从周”，既然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对于夏商二代的借鉴与革新，那么已经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就是推行周朝的礼乐制度，也必然会结合春秋的现实有所损益与革新。
孔子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他所进行的所有损益与革新，总是在“仁”的统领之下。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八佾》)子夏是孔子学生中，对于文学最有造诣的。他本来纯粹问的绘画问题，而且是借助《诗》中的诗句发问：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诗经》中的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虽然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再画花卉”，子夏却马上联系到了“礼”，进一步问老师：“那么，是不是礼乐制度的产生在仁以后呢?”也就是说，如果礼乐是那个花卉，那么仁就是绘花卉的那个白色的底子了。
这才是孔子最为欣赏的“举一隅以三隅反”。所以孔子有点兴奋地夸奖自己的高足说：“卜商呀(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你真是个能够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孔子之所以兴奋地赞扬子夏，因为子夏正好说到了与孔子灵犀相通处，那便是礼乐的文章是要在仁的基础上做出来的。
有一次，鲁国一个名叫汪跻的少年，在抗击齐国的侵略时牺牲了。如果按照礼乐制度的规定，是不能按照成年人举行丧礼的。但是当鲁国人想以成年人的丧礼来安葬这位为国捐躯的少年并征求孔子的意见时，孔子不囿于成礼，坚决支持这种做法：“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礼记·檀弓下》)在这里，礼要服从并体现一种为国的大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的这句话说的相当“白话”，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如果不仁，怎么可能理解并遵循礼乐并将礼乐做好呢?还有那个“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也是在说，如果没有仁的思想内涵，光有玉帛与钟鼓等礼的形式，那是不能称之为礼的。“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里的“克已复礼”，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以及扩而大之到整个社会，所要进行的利益调整，只有“克已”才能“为已”。正如荀子所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则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富国》)在这里，仁又体现为克制自己使自己服从于礼乐。但是，这个“克己”，当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这个“克”，也不是克服什么不合礼的邪恶;克已应当如傅佩荣先生所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乐的要求，并积极主动地“视听言动”，实践礼乐的要求。在孔子思想的核心处，“人”是占着中心的、主动的位置的。在孔子说过“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之后紧接着，不是还有着这样的话吗——“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由己”，都是人的自己在发挥着主观的能动性。
我们不妨从孔子对待“酒”的态度上，去体察这个“为仁由己”。在《论语·乡党》篇中，有几处提到了酒。比如，“唯酒无量，不及乱”。这是说孔子有着大的酒量，不是一般地量，也不是量小得只能沾沾，更不是一点不能喝，而是“无量”。看来，在那样天寒取暖设备差的北方，又是时世艰险处处碰壁的时代，孔子是有些好酒的。借酒浇浇心中的块垒、抒抒胸中的意气，或者佐餐待客行礼等，孔子一生恐怕没少喝了酒。但是他却从来都合于礼，“不及乱”，不醉酒，不酗酒。在《子罕》篇中，孔子自述道：“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里孔子说了自己的四种情况，但是这四种情况又是相互关联着。我们知道，孔子是做过大官的，上朝事公卿，这并不是在吹牛，而是表示自己虽然干过这种为官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兢兢业业罢了。接着是第二件，“入则事父兄”，这个很重要。别看我事过公卿，照样回到家来帮助妻子干点家务，孝顺父母，尊敬兄姊，爱护弟妹，甚至还要抱抱里孙外孙什么的。并不会因为干着什么公干，当着什么官职，就趾高气扬得连家人也都成了为自己的服务的“秘书”了。当然也不会借故“忠孝不能两全”，连父母病重也不挂面。第三件事是关于朋友间的事，有了喜事丧事，尤其是丧事，一定要帮忙，而且要勉力去帮助，“丧事不敢不勉”。需要钱财上的周济不要吝啬，这个时候要出手慷慨;钱财上不能帮也不要紧，那就帮助忙活照料，再小心地给以慰问，让朋友觉得不孤单有依靠不绝望。这些事当然都也正常，但是紧接着却突然出来一个“不为酒困”，好象有点突兀。其实不然，因为在外干事，在家家居与交朋友，总之是人在这个社会上，免不了要有一些饭局酒场，避不开酒的。这就要有酒德了，要“不为酒困”，不能沉湎其中，把自己的身体搭进去不说，还要把老婆喝跑，孩子喝得没人照管，再把朋友的酒店也喝得无耐关门。
不仅如此，孔子还“为仁由己”，将酒喝出了孝与礼。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有事情，作为晚辈，应当主动承担;但是有了好酒好饭，却要“先生馔”，古代一般尊称长辈为先生，要让长辈先喝先吃。但是，这样就是孝了吗?还不是，如果不是“为仁由己”，心悦诚服地去做，而是拉长着脸，甚至耍着态度，虽然将好酒好饭给了长辈，长辈心间也不会舒服。所以孔子说“色难”，那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有愉快的心情与和颜悦色。这是孝。“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这是说的与家乡的人一块喝酒。喝完酒后，要等到老年人都出去了，自己这才出去。不光是等，还要主动的搀扶相送。古时有“三序”，在朝廷上以爵位为序，在文化事务及有关的典礼上，要以德行为序，而在家中或乡里，则要按年龄辈分为序。不能只要当过点官，就处处老大，处处占先，这是连孔子时代都鄙视的“官本位”思想。所以，虽然是做过大司寇、鲁国上卿的孔子，仍然要“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这是礼。
当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然要“正名”，当然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然要“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被仁统领的礼，最大的特点当然是秩序、等级与差别，这种“仁者爱人”之爱，也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有差等的爱。但是，毕竟，有了仁爱的光芒，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制度”，也便被笼上人道主义的照人的色彩，也因此也就有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新鲜的面貌。仁是统领礼乐的灵魂，礼乐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
仁与礼乐，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孔子对待管仲的态度上，得到了清楚地表达。管仲，名夷吾，是春秋时期齐国齐桓公的宰相，并以其才能让齐国称霸。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曾经严厉地批评管仲是个不知礼的人：“国君宫殿的门前立有一个塞门，他管氏也立了一个塞门;国君招待宴请外国的君主，堂上有放置酒杯的设备‘反坫’(音店，用土筑成，形似土堆)，他管氏也设有这样的设备。假如说他管仲懂得礼节的话，那谁还不懂得礼节呢?”树塞门，立反坫，僭越违礼，证据确凿。
可是同是《论语》，孔子却又在《宪问》篇中，对管仲赞扬有加，而且是一种综合式的定评。其时，子路与子贡，分别向老师提出同一个问题：根据管仲在桓公杀公子纠问题上表现，他不能算一个懂礼的仁人。
当时的事情有些复杂。齐桓公与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因为齐襄公无道，两个人都怕被哥哥嫉害，全逃出了齐国。桓公由鲍叔牙侍奉逃往莒国，公子纠则由管仲和召忽两位师傅侍奉逃到鲁国。襄公被杀之后，桓公抢先入齐，立为君主，接着便兴兵伐鲁，并逼迫鲁国杀死了可能会对自己的君主之位产生威胁的公子纠。公子纠被杀之后，师傅之一的召忽自杀以殉公子纠，而另外一个师傅管仲，非但没有像召忽一样殉难，却在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下做了桓公的宰相。
这可以说是“大是大非”的“立场”“原则”问题了，孔子的两位大弟子又以否定的口吻发问，或许他们还聆听了老师关于管仲不知礼的批评。但是，孔子的回答出乎两位学生的意料，而且老师连连地说“这就是管仲的仁德了，这就是管仲的仁德了”(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所说的管仲之仁是指的什么呢?虽然回答子路与子贡有些差异，但是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孔子这样回答子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是强调了因为有了管仲的作用，才使得齐桓公能够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也因而停止了战争。这是和平之功，而和平当然关系着天下苍生的生命与生计。对于子贡，孔子这样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辅相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人民直到今天还在受到他的好处。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的民族了。他难道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中自杀而不被人知道吗?
显然，孔子没有拘泥于礼乐的具体规定，而是把和平与进步这样牵连着天下民众大利益的事情，放在前面，并认为即使有树塞门、立反坫这样僭越违礼的行为，管仲也是一个仁人。要知道，孔子是很少以“仁”字许人的，况且是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僭越违礼”的人。
在这里，仁在礼乐之上，仁大于礼乐。
再说被孔子向往与推崇的周朝的礼乐制度。周朝到周文王的时候，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周”，而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这个三分之二的天下，当然是靠征伐得来。到了武王，更是靠着战争与武力，将本来自己“服侍”着的殷商灭亡。
在这里，孔子尊崇周朝礼乐的结论，并不是用“和平”与“战争”的衡量得来，而是用进步与落后、政治的有道与无道去称量的结果。《史记·周本纪》中，对于武王伐纣的历史，有着形象的记载：“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其“昏乱暴虐”重罪之中，断弃先祖之乐，变正声为淫声，就是其中之一。武王的伐纣之师，当然也就是正义之师(虽然也有着历代统治者拿妇女说事，以“用妇人之言”作为商纣的罪状的违背事实处)，尤其是西周夺取政权之后，武王、成王又在周公的辅佐之下，制礼作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实现了社会的快速进步。孔子的尊崇周礼，在这里也就达到了仁与礼的合一。
有了以人为本的仁的统摄，经过孔子提倡推介——那当然更包括着孔子对于传统礼乐的创新与改造——以周朝礼乐为主题的礼乐，便有了人性的魅力，并因为这人性的魅力而具着流传与感染的力量，从而“在‘礼崩乐坏’的文化焦土上，保护和培育了许多优良的文化胚芽，并成长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王恩来《人性的寻找》)。
这种散发着人性光辉的论点，在孔子的礼乐思想中，随处可见。
鲁国人林放曾经问他“礼的本质”，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在这里，孔子首先肯定林放所问的问题，是关于礼乐的一个重大问题。孔子的答案，虽然平易，却接近礼乐的本质，那就是就一般的礼仪说，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简约;与其哀不足而礼节有余，不如礼节不足而哀戚有余。
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属于家庭贫穷之列。但是子路又是个孝子，也许是看到受穷作难的父母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吧，子路想起这些就会特别地悲伤。有一天，直爽的子路只好向老师倾诉胸中的感伤，他说亲人在世时没有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亲人死了，又没有钱为他们热热闹闹地举行隆重的丧礼，实在让人难过。见到学生的悲伤，孔子怎会无动于衷呢?虽然不能从钱财上帮助他，却可以将道理讲出来，安慰学生，又能让学生懂得礼乐的精神。孔子温和地向着子路说，亲人在世时，就算是吃稀粥喝清水，只要能使亲人欢乐愉快，这就是孝了。至于亲人死时及死后，能用衣被遮住头脚身体，装殓后就埋葬不用棺材，与自己家的财力相称，这也就是知礼(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礼记·檀弓下》)
在孔子礼乐思想里，重人事重现实而远鬼神的部分，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彩。
春秋时代，尤其是孔子崇尚的西周时代，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鬼神天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精神与行为。尤其作为礼乐主体部分之一的祭祀，是政治乃至于治理国家的最为重大的事情，有时甚至比战争还要看得重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孔子却敢于在离鬼神最近的礼乐之中，酿进以人为本、以现世为重的因素，不仅是他整个哲学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一以贯之”，也有着他独到的智慧与胆识。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重在“务民”。虽然要怀着一种敬意祀奉鬼神，因为那是祖先的亡灵，不仅可以让活着的后代在心里升起一种虔敬之情，还可以起到调节后人关系的作用，当然不能轻率，一定要“敬”。但是毕竟那是已经过去久远的事情了，而且又生死相隔，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专心致志地为百姓办好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孔子说，如果做到这些，那就是有智慧的聪明人了。只要把着力点放在当下现世，“人”的作用也就会实际的突出出来。个人遇到任何挫折坎坷，也就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奋然而起，劈开荆棘，如鲁迅先生所说，在没路的地方踏出一条生路来。至于国家的事情，特别在一些重大的考验面前，领导与人民，尤其是领导，更应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文过不饰非，不愚民不专制，扑下身子，勤勤恳恳。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这是对于子路的回答。今天我们读之再读，就会感叹孔子的先见之明，并为孔子爱护弟子的殷殷之情所感动。子路重于行动且又敢于行动的性格，在那样“礼崩乐坏”争斗不已的时代，老师对于他的生命是存着担忧的，所以才会提醒他，让他警惕，以保平安。对于子路“怎样服事鬼神”的提问，老师说，“鬼神”与“死”都有是虚幻无法预知的事情，对现实人生的为人做事的问题尚且难得圆满，何必为虚幻的鬼神与死去徒耗心神呢?还是先注重当下的事情吧，没有服侍好活人，怎么可以有办法去服侍鬼神呢?至于死，唉，还是先把生的道理弄明白了，再去关心死的问题吧，没弄明白生的道理，怎么能够懂得死呢?还是先从现实的人生中去求其圆满与充实吧!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孔子祭祀主先的时候，便好象祖先真在那里;祭神的时候便好象神真在那里。但是对于后面的这段话，却有两种解释。最流行的，是将“吾不与，祭如不祭”读作“吾不与祭，如不祭”，我若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就好象我不曾祭祀一样。台湾傅佩荣先生则将这一句断为“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我不赞成那些祭祀时好象不在祭祀的人，亦即心不在焉、马马虎虎的人”。在这里，仍然体现着孔子对鬼神虽然“远之”，却依然敬之的基本态度。这种“敬”，与孔子对人对事一贯的“诚”字，是一脉相通的。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论语·阳货》)
这个宰我，也是孔子的高足，也是被孔子多次批评过的。知名度最大的批评有两次，一次是因为他白天睡觉，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也”。这次因为三年之丧，更被孔子批评为“予之不仁也”。
这次批评不仅严厉，还激起了孔子很大的火气，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可以感到孔子当时脸红脖子粗的愤愤不平的神态。宰我感到父母去世子女居丧三年太久了，并建议变三年丧期为一年(古代的三年是指二十五个月或二十七个月，三年是指三个年头)。他的理由不能说没有道理：君子三年不能举行礼仪活动，礼仪就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也就会失传。旧谷吃完了，新谷就得登场了;打火用的燧木也已经过了一个轮回(春用榆柳，夏取枣杏，秋为柞梄，冬是槐檀)，一年也就可以了。孔子一听就有点来气，紧接着追问宰我：“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白米饭，穿锦缎衣，能心安吗”想不到宰我老老实实答了一个“安”字。这下孔子可是动了真气了，脸色也难看起来，抢白道：“你安心你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时，吃美味也不辨滋味，听音乐也不感到快乐，住在家里也不觉得舒服，因为心里不安才不这样做。如今你既然心安，那你就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吧!”宰我看到老师生了这么大的气，也就退了出来。但是孔子似乎意犹未尽，弟子走了还在表示着自己的不满：“宰予真是不仁呀!儿女生下地来，三年之后才能完全脱离开父母的怀抱。替父母守丧三年，天下从来就是如此。难道宰我就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三年怀抱的爱护吗?”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还有过类似的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是在讲作儿女的怎样回报为自己操碎了心的父母，要把父母的生日牢牢地记在心上，一方面为他们的长寿而高兴，一方面又为他们的年迈而担忧，从而更加无微不致地孝顺他们。
被南怀瑾先生称为“调皮文人”的金圣叹，就曾经给自己的儿子写过一封“调皮”的信。大意是说，我和你是朋友，最初你也没有指定非要我来做你的父亲，我也没有指定非要你来做我的儿子，我们是撞大运一样碰巧撞来的，既然是撞，谁也不欠谁的，彼此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深的交情可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这个老头子和你妈这个老嬷子，从替你擦屎擦尿开始，照顾了你二十年。就以这二十年来论，你到大街上找找看，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一个比我们这两个老家伙更好的朋友?我们现在不要求你孝不孝，只要求你用这两个老家伙照顾你二十年的感情，也同样照顾我们这两个老家伙二十年。
金圣叹实际上是在重复孔子的意思。孔子在这里既是讲礼，更是在讲一种人间之爱，而且是一种大爱至爱。从父母的角度，在无我地疼爱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从来就不曾想过报答。这是人间一种最崇高的牺牲。我们先不论宰我的一年丧制与孔子的三年丧制谁的更合理。我们需要用心去体会令孔子激动的那个情怀，和情怀中盛着的那份敬那份爱。在《为政》篇，孔子专门讲到孝中的这个“敬”字。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真是会观察能譬喻，他在向为人子女的发问：如果单单着眼于物质丰厚的供养，而对于父母的行为态度不能在诚敬上讲求，这和犬马被主人豢养也能回报主人的行为，还有什么差别吗?
这也许就是打开孔子礼乐思想的钥匙——人类的情感，人类之爱，也就是那个随处可见的仁。这个“孝”字，在孔子那里是有着丰富多彩的外延的，这种外延，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一级级的官员，树立起孝天下的思想与行为来。这也就是，要把天下的百姓，当作自己的父母去悉心地孝顺、疼爱，做到了，也就是忠，也就是忠孝两全。当然，孔子不会想到，后来的情况会与他的想法正好相反，大多的官员，心里面只是把自己当作百姓的父母，要百姓来孝敬、服侍。一旦成为要百姓服侍的“父母官”，在孔子的眼里，那是连狗屁也不如的不仁不义者啊。
就是在这个被孔子批评着的宰我身上，我们同样体会到了他们师生间的情感与大爱。宰我比孔子小二十九岁，老师越批评他，他跟得老师越紧，以至在老师流亡列国十四年的艰难险阻里，他也不离开老师一步，并且由衷地敬仰着也爱着自己的老师，说“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老师更是以宽大的胸怀，爱着也疼着自己的学生。打是亲，骂是爱，谁能说老师的“骂”里，不正含着大爱呢?批评着，而且是那样严厉的批评，他还那样地惹老师生气，可是老师仍然不改公正与信任，用心去理解自己的学生，并曾经自责地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是说我因为单纯从说话上看人，差点失掉这个高足。也正因为信任与理解，孔子曾经多次派宰我出使各国，如“宰我使于齐”，“孔子使宰我使于楚”等。并且孔子在其即将不久于人世，而对自己的弟子作“定评”的时候，还把宰我列为十大弟子之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这个宰我，实则是对于老师的礼乐思想，有着深切地领会，并给予着理解。如他在受老师的派遣出使楚国的时候，楚昭王要把一辆华丽的车子送给孔子。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个楚昭王，不把车子送给鲁国的掌权的大夫，而是送给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有点“迂腐”?其实，春秋的末期，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是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爱戴”的。
从宰我对于楚昭王的赠车所持的态度与做法上，也可以领会孔子礼乐思想的精华。对于这辆华丽的车子，宰我是代表老师进行了拒绝。他拒绝的理由很实在也很光明正大：“孔子言不离道，行不违仁……道行则乐其洽，不行则乐其身。此所以为夫子也。若夫观目之丽糜窈窕之淫音，夫子过之弗之视，遇之弗之听也。故知夫子无用此车也。”(《孔丛子·记义》)
孔子的礼乐之道，便是一个“仁”字。
我们不妨再从孔子对待自己的两个学生的“见义勇为”上，体会一下孔子礼乐思想的真实内涵。
一件是子贡做的。有一次，子贡在国外遇到一些沦为奴仆的鲁国老乡。子贡是个富人，又是个仁人，看到这种情况当然于心不忍，于是就出钱把他们赎回了鲁国。恰巧鲁国有一个规定，即凡赎回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金由国家支付。但是子贡觉得仁人不能赎回了人再让国家掏钱，坚持自己花钱办好事。孔子知道后，却并没有多少赞扬，反而说，如果都像子贡这样，以后鲁人再被拐卖，谁还再去赎呢?
另一件好事是子路做的。子路遇到一个落水者，便毫不犹豫，跳下水费了周折把落水者成功救起。落水者的家人无以感谢，就以一头牛表示谢意(谢礼相当重)。子路也没有推辞人家的谢意，欣然接受，并将牛牵回家来。孔子知道后，大加赞扬：好好好，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会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从这两年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礼乐中的仁爱，是一种君子之仁，也就是一种发根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大仁大爱。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万字的散文与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