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泾渭分明的尖锐对立。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
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
在他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使社会各个方面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管理目标才能最终实现。其次，对人性本质作深刻分析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就是说，希望发财致富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们参与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因此，不论是“农工商贾畜长”，还是从达官贵人到隐穴之士、从任侠并兼的少年到攻城先登的勇士、从目挑心招的越女赵姬到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从犯星辰冒霜雪的猎人渔夫到搏戏驰逐斗鸡走狗的赌徒和纵垮子弟、从医方食技之人到舞文弄墨吏士……无不是为了“财用富厚”而竭尽心力。可见，天卜熙熙，皆为利来;天卜攘攘，皆为利往。
求富益货，追求财富最大化是人性使然，具有客观必然性。最后，明确亮出自己的经管思想核心“善因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需要，会自然而然形成各种分工，产生各种部类并各自承担起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
在“求富益货”的驱动卜，人们便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这一过程“若水之趋卜，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于是，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卜者与民争”的“善因论”理论，主张按自然规律办事，让市场这只巨手去引导经济运行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