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上古尧舜禹王位的来源不是父死子继，而是“禅让”。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三位君主称颂不已，他们的品德，人格等，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颂扬。
记载“禅让”的史书主要有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和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其他儒家书籍。《尚书·虞书·尧典》里记载：“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而在《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迁更是对其不吝笔墨，赞扬不绝。
直到有一本不是出自儒家手中的史书面世，尧舜禹的“禅让”，才以另一种血腥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本书就是《竹书纪年》。
它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这本书在西汉时散失。西晋咸宁五年（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有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竹书纪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这本书的面世，直接戳穿了儒家经典中的很多历史记载的不真实性，让我们看到了被儒家美化了的历史的另一面。
《竹书纪年》是这样记载“禅让”这一段史实的：“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舜把尧的皇位给抢了，并且流放尧，还不让他和儿子丹朱见面。
其实，在《竹书纪年》没有被发现之前，很多人已经说出禅让的历史真实。韩非子在《说疑》中说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荀子也在《正论》中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是陋者之说也。”可惜，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统治天下的几千年里，这些大实话都被当成歪门邪说被封杀被排斥，真话变成了谎言。
有人把儒家对历史上某些人和某些事的美化或丑化说成是“善意的谎言”，因为他们篡改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儒家心中理想的国家。那么，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为何要编出这些“善意的谎言”呢？
儒家提倡“圣人”治国，倡导“仁义”，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他们就把尧舜禹打扮成他们需要的样子。尧舜禹能得到民众的认可，是因为他们“仁义”，是因为他们的孝悌孝行。他们先理家，再治国，在家能行孝悌之道，在国能守明君之礼。这样，远古时期的尧舜禹就完全变成了儒家经典当中的模范人物，成为他们理想社会的化身。
从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可知，儒家不是用历史事实得出治国治世的理论，而是用儒家的理论来改造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正是这种“善意的谎言”，千百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危害。
首先，失去了是非观念。如胡适所说，把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以事实推导理论，而是以理论的需要捡取事实甚至改造事实，置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于不顾，这让是非失去了标准，把人们的主观需要变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自古以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都是这种没有是非观念的不讲理思想的体现。
其次，过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尧舜禹的“禅让”过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而忽视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导致我国古代大多数时候对人们的约束往往是道德大于法律。它给不顾社会公德的人提供了方便，坏人只要不要脸了就可以横行天下，“我是坏人我怕谁”。在社会动荡特别是一些重大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往往会演变成德治无德，法治无法的混乱局面。过分强调德治，也会导致权力阶层的腐败堕落和暴君的肆虐，人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修养”之下，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与否要看统治者的“修养”和心情。
第三、“禅让制”的标杆作用使国家治理方式过于单一，缺少包容性和创造性。被后人加工过的“禅让”制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一种固定模式，其他的治理方式都会被当成“异端邪说”。我们在一些史书或电视剧中经常看到，一些励精图治的大臣或君王要做点事情，做些改革的举措，往往就会有一大批朝臣站出来反对，而这些反对的人大都是饱读圣贤书的大儒。这使国家的治理方式过于死板教条、模式化。古代很多朝代都是这样，开新朝时大臣中腐儒很少，他们大多是经过战争洗礼的文臣武将，他们思想开放，不拘一格，往往使国家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奋发景象。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大臣中腐儒多了，国家就会陷入到一定的危机之中，社会的创造性的严重压制，朝野上下只能按照儒家规定的固定模式去做，国家开始进入暮气沉沉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导致亡国。
第四、对“禅让制”的美化是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结论在先，根据需要捡取或改造事实，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科学做法，压制了中国人思想的进步和思维的发展，成为阻碍中国古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格外摒弃科学技术的力量，他们将科技与妖术等同。儒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科学思想，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也为统治者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