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兼之以道”，儒、道、法三大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它们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治世用法。
表面上看来可以理解：
儒、道的人生态度是相反的，前者主动积极、后者被动消极。因此，“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双方看似是对立的；
至于儒、法，则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是积极入世，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出谋划策。但双方的分歧在于方式的区别：儒主张由内到外的主动性，法信奉由外至内的强力约束。
但在实际上，三者之间并没有这么泾渭分明，而且互相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孔子、孟子、荀子。三人既一脉相承，同时在具体观点上又有所演进。
孔子被视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但他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原创。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对当时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痛心疾首，因此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思考、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他的结论是这样：之所以社会动荡，是因为周天子的制度被破坏了，也就是“礼乐废，诗书缺”；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重拾周礼，尤其要明确宗法制、确定名分，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人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守规矩，不越位、不僭礼；如果人人都这样，那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了。
简而言之，孔子就是主张人们自觉自愿地分等级、守规矩。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暴力统治手段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注重德、礼来实现。
德就是道德，这一理念源自于《尚书》。这本著作中，记载了上古尧、舜、禹几位圣君的事迹，以及夏、商、周三代重大政治事件，重点刻画了这些明主的高尚道德：尧、舜、禹都凭借一心为民的品格受到万民敬仰，由此也为后代帝王创立了榜样；夏、商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末代帝王荒淫无道、道德败坏。因此，西周的杰出政治家周公旦，经常教导周成王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
因此，《尚书》被封为儒家经典，而周公旦则被视为儒学奠基人，被儒家推崇备至。孔子认为，要实现大治，君王必须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核心在于施行仁政。
什么叫仁？“仁者爱人”，将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人类的爱，最终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状态。
此外，孔子还强调“克己复礼”，也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制；即使自己有欲望时，也得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基于以上观点，儒家要求君主、官员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行为规范，最终实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者的和谐统一，构建起—套完整的儒家政治伦理。
而孔子以德治国的目标，是达成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
而孟子、荀子，则是其后的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身处战国，那是一个人性暴露无遗的空前大争大乱时代。孟子的最大理论，就是总结出性善论，即我们常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依照这种前提，他主张依靠人天生的善，经过教育后培养出仁、义、礼、智四德。
同时，基于人性本善，孟子反对战争、主张仁政，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减轻人民负担；他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把对待人民的方式视为国家存亡兴衰的关键。
但他的仁政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让百姓具备生活的条件，然后再进行人伦道德教化，从而实现社会秩有序统治。
孟子还有一句经典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说白了，就是对阶级进行明确划分，统治者、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因此，这一理论自然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后人称呼“孔孟”，俩人成了儒家的宗师。
荀子也是战国人，但他跟孟子完全相反，主张性恶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追求欲望的，但现实社会的物资有限，两者的矛盾必然会诱发纷争，这就形成了人性本恶。
因此，荀子秉持“人定胜天”的理念，主张通过教育对人性进行改造。他所指的教育，除了礼义道德外，还要加强外在强制力量，也就是刑法。“治之经，礼与刑”，他把礼与刑视为治国的根本，由此可见，他具备法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培养出了两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韩非子。
下面先聊聊道家。
道家有个典型特征：反对社会进步。创始人老子认为，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状态，即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庄子则主张“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也就是说，人们要彻底回归自然，回到最初的状态，社会才会安稳。
道家的理论基础源于“道”，这个字眼指的不是道理，而是他们所认知的世界本体。“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自然运行的，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这就是道的“无为”性质。
以此为依据，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通过“自然”的无为达到治的境界。这里的“自然”不是如今概念中的自然界，而是相当于事务的“本性”，即没有人力干预的初始状态。道家看来，天然远胜于人为，无所作为、无心而为、任性而为等都是“无为”。
而要做到“无为”，必须“无智无欲”。欲望是造成社会混乱和罪恶的根源，所以统治者应该“少私寡欲”。但在同时，道家认为人天生带有欲望，因此也肯定合理的“欲”，但绝不能不能贪欲、纵欲。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逻辑。
而这种理念的最好实践，莫过于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事实证明，在常年的战乱与纷争后，统治阶层顺应民心、不乱指挥，反而是最好的治国方式。
由上可见，虽然都是为了实现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儒、道主张的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推崇教化、灌输理念，后者主张顺应本性、无所作为。
那么，两者之间是势同水火的吗？并不是。
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并赞对方如人中之龙；他甚至也肯定“无为而治”的概念，只不过他的无为，指的是“德化”的无为；
儒、道都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自有运行规律，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后者则认为要顺应规律，这才能让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而法家则比较特殊。
首先，那些法家代表人物要么研修过儒家学说，比如李悝、吴起都曾拜在“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门下学习，李斯、韩非子都曾是荀子的弟子；
而同时又有一些人曾追随道家学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申不害、韩非子都曾学习道家理论。（韩非子确实博学）
可以这么理解：法家汲取了儒、道的合理之处，却又针对它们的短板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和儒家一样，法家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也都主张明确等级、强化君主地位。但区别在于，儒家主张品德教化，靠自觉；法家信奉外力，主张利用赏罚威逼利诱。
其实法家的这一观点跟荀子有些相似，主要的差异在于，荀子主张礼制为主、刑罚为辅；而法家只强调严刑峻法，对礼制那套毫无兴趣。
原因在哪呢？
商鞅有句经典的话：“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即：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对方却不会因此也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却不能让对方跟着学会关爱别人。因此，在他看来，儒家那套就是自欺欺人了。
而韩非子同样直接。儒家主张用贤者治国，这没问题，但世界上有几个贤人？相反，只要经过训练，懂法令、执行法令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对比之下，哪种方式更靠谱？
韩非子还质疑仁政的有效性。“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君主爱民，极致也不过于父母爱儿子；但“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对于那些无可救药的熊孩子，父母也只能束手无策。但是，面对再熊的孩子，一个官吏拿着绳子就能让其服服帖帖。
因此，虽然目的类似，但法家摈弃内在教化，转而主张外力胁迫，也就是用惩罚约束、用奖赏驱使，这一方式简单粗暴，也被证明了显著效果。但由于过于强调人们对利益、欲望的渴求，忽视了人们区别于动物的精神追求，法家体现出了自身局限性。在乱世时是万金油，在治世就显得“刻薄寡恩”，秦朝之亡就是教训。
此外，法家与道家也有一定的关联。韩非子将“道”引入政治领域，不过他的道，指的是君臣之道、人主之道。
三大学派都在历史上得到实践的机会。
战国的大争之世，方式直接、见效快的法家备受青睐，被各国争相采用，变法最为彻底的秦国笑到了最后；
秦朝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灭亡后，道家顺应汉初的客观需要获得了实践的机会，也造就了辉煌的文景之治；
但随着汉武帝的即位，有鉴于无为而治难以吻合帝国发展、扩张需求，一直备受排挤的儒家思想终于得到了出头之日，经过董仲舒的改良，西汉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也成了其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祖传秘方。
但在实际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实际采取的都是外儒内法、兼之以道而已；法家确实好用，但要注意吃相，所以对其进行了仁义、教化的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