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创作者：问萍观历
大家都知道儒家对中国来说影响巨大，从儒家诞生开始就一直影响着中国，特别是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就一直是中国的正统，在战国中后期的儒家发展，孟、荀两人恰似并驰的双驾马车。我们下面接着讨论荀子。
余英时先生说:“荀子对‘道尊于势’的观念似不及孟子所持之坚。但他并没有丧失儒家的基本立场，故仍以儒者之所以可贵即在于其所持之道。”这个说法大致是准确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由孔子文化关怀到荀子政治参与的明显变化，还是显示出了孔孟与荀子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孔、孟和荀子虽然共同言“道”，但彼此赋予“道”的内涵已有明显不同，孔孟的“道”中包含着更多的文化批判因素，而荀子则更看重士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效果。
正因为如此，《尧问》篇中才记载下荀门弟子对“孙卿不及孔子”提问的辩白。也许真的因为时势的变化导致荀子面对现实不得不“明哲保身”，其实这个“明哲保身”的选择本身正恰恰昭示出道势紧张之局由孔、孟到荀子的彼涨此消。士人理想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又产生出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我们是可以从荀子身上找到一二根据的。
先秦儒家很早就以倡礼而著称和闻名，曾学孔子之术的墨翟当年就是因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最终“背周道而用夏政”的。然而在孔、孟、荀三人中，荀子不仅在论礼方面是用力最勤的一位（据不完全统计，《荀子》全书“礼”字出现已超过次），而且也是赋予礼以新涵义最多的一位。
毫无疑问，孔子是中国古代礼学的第一位大师。面对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的时代变局，孔子力倡“克己复礼”，企图从文化总结和文化批判人手以诊断社会和疗救社会。他虽然也曾为政治建设提过建议，有所谓“为政以礼”“为政先礼”等说法，但他似乎最终也未能把文化的礼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接榫真正弄个明白，到头来，对后人产生影响最大的只是他反复强调的礼在个体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和意义，如他说的“不学礼，无以立”。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非礼勿视，非礼勿昕，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孔子那里，个体的道德增进和道德自律是改善和推动整体社会包括政治的唯一办法。孟子虽然也谈及礼，但礼在孟子思想中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孟子除了说过像“辞让之心，礼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礼，门也”等几句稍有分量的话之外，其他则多为泛泛之论。事实上，孟子仅仅把礼作为他对人的文化本性界定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与孔、孟相比，礼在荀子思想中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方面，荀子认为礼是个体人生的最高准则。他说:“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者，人道之极也。”他认为:“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矧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礼是个体人生必须恪守的最高准则，所以它也几乎同时成为一种外在的社会约束和规范，所谓:“礼者，节之准也。”持准以衡之则礼义备，“礼义备而君子归之”。
个体人生因此才能上一个档次，也因此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另一方面，荀子又认为礼是为政治国的最高准则。个体的人因为有了礼的规范和框定，才有可能由小人而成就士、君子和圣人。而一个国家的治理也同样需要礼的范导和框定，“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治民不以礼，动斯陷矣”。在荀子看来，礼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同时也具有可操作性，它“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例，足以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从而区划出人的等级差别。
小编认为不仅如此，“取人之道，参之以礼”“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君主朝廷甚至都可以直接把礼作为“取人”和“审贵贱”的工具。这样一来，礼就被赋予分类标准和检测尺度的双重意义。当然，按荀子的解释，以礼对社会人等予以分类和检测，目的无非是为了息争以达至“公平”“贵公正而贱鄙争”，“故公平者，听之以衡也”。而公平、公正才是保证国家步入治局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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