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九雨农
又到一年端午时。每到这个节日，人们除了吃粽子，饮雄黄酒之外，还会悼念屈原。今天的屈原，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而是作为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为后人所敬仰。在很多人心中，汨罗江的那一跳，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的最为动人的爱国乐章。
但是，在历史漫漫长河中，屈原最初的光芒并不像今天这般耀眼、灿烂。最初，他只是人们眼中的狂狷之士，一个不为世俗羁绊的文人，后来经过宋明两朝的“改造”，他才成为了如今爱国主义的典范。
汉代：屈原拥有两张面孔
屈原，本名叫做“芈平”。按照《史记》的记载，他是楚武王的后代，在年轻时便得到了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任职期间，屈原力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子兰等人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在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
不过，在屈原死后的几十年间，人们对他并不在意，甚至对其文学成就也没有多少评价。这也很好理解，毕竟，灭亡楚国的是秦国，老百姓谁也没有胆子，在秦朝统治时期，公开怀念这位终身反秦的楚人。
直到西汉王朝建立，屈原的命运才出现了转机。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多来自楚地，自然而然，楚国文化便成为了西汉王朝的主流文化。而屈原和他所创的“楚辞”也因此成为文人学者竞相研究的对象。
其中最著名者，叫贾谊。在汉文帝时，贾谊被贬官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途经屈原放逐之地，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在滚滚的湘江边，贾谊将满腔的愤懑诉诸笔端，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佳作《吊屈原赋》。
在这篇文章中，贾谊对屈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并对屈原“忠贞”的精神大加赞赏。但是，他对屈原最终以身殉国的做法并不赞同。他认为，在楚亡之后，屈原不应该为那些昏君佞臣殉葬，他应该就此隐世，“远浊世而自藏”，这才合乎“圣人之神德”。
这一观点，被后世的司马迁所继承。太史公或许是在屈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对屈原推崇备至。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世人还原了屈原的形象——一个志向高洁的人，一个悲天悯民的人，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
不过，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屈原的评价趋于多元化。负面的批评开始占据上风。这其中批判最为激烈的是东汉的史学家班固。他认为屈原应该明哲保身，而不是露才扬己，指责屈原作赋“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的做法，违背了臣子的礼数，又批评屈原沉江而死，乃是彰君之恶，不符合忠君爱国的做法，因此不值得人们效法。
班固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很有影响力。此后，屈原究竟是“忠贞之士”还是“狂狷之徒”，引发了学界激烈争议。
宋代：屈原逐步走向了神坛
关于屈原的争议，到汉安帝时期才得以平息。
汉安帝时，出了一个文学大家，他姓王名逸，字叔师，湖北襄阳人。王逸一生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为《楚辞》做注，他所著的《楚辞章句》使他成为当时屈原研究界的权威。
在王逸眼中，屈原是那种颠能扶国、危能安邦、“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志士，这种人虽然有狂狷举动，但瑕不掩瑜，仍是要把他当做“忠贞之士”来看待。鉴于王逸的地位，在他做出这一番评价后，关于屈原形象的争论，渐渐平息。
此外，王逸还将屈原思想纳入了儒家的范畴，这一观点为宋朝对屈原的“改造”提供了理论支持。
如果说汉朝时的屈原形象，还带有一丝狂士之气，那宋朝时的屈原，就已经彻底成为了儒家口中的圣贤。
宋朝对屈原的“改造”是从晁补之开始的。
晁补之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他认为孔孟之后、荀子之前，是儒家伦理堕落的时期。那个时候，无论是《诗经》，还是《春秋》，都被人们所抛弃。而在无际的黑暗之中，只有屈原仍在楚国秉持着君国大义，恪守着人臣本分。自此，屈原成了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
此后，宋代著名学者洪兴祖又将屈原的行为高度政治伦理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他将屈原比作商代末年为国献身的忠臣烈士比干。他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纣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洪兴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还将屈原的作用无限夸大，将楚国兴亡系于屈原一身，认为楚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听屈原的话。屈原就此开始“圣人”化。
到了南宋时期，屈原正式步入了神坛。朱熹对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格精神方面，他认为屈原至死不渝，执着追求，最终投江而死的做法虽然有违儒家的中庸之道，但是屈原为国家慨然赴死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朱熹极力反对汉儒对屈原狂狷的指责，他指出如果非得找出屈原有缺点的话，那只能说他“过于忠”，而这也“合乎圣贤之矩度”。朱熹将屈原进一步伦理化、儒家化，最终扭转了对屈原的评价，将他彻底改造成了儒家的圣贤。
从宋朝开始，人民心目中的屈原，已经没有了狂狷的气息，而成为了一个忠贞的“圣人”。
明清以后：屈原成为爱国主义象征
明末清初，中华大地再次迎来了巨变。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明朝，在农民军与清政权的联合夹击下，走向了灭亡。而满族，这个在马背上兴起的民族，却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准备君临这片富饶的土地。这在历来自认为处在世界中央，强调华夷之辩的汉族学者心中，是一个既难以接受又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
清朝入关之前，打的旗号是为明朝复仇，但是满族贵族们在中原站稳脚跟之后，便撕碎了此前所戴的“面具”。剃发令、圈地等政策开始在全国推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不堪忍受的汉族人开始反抗清王朝的统治。不过一波接一波的反清浪潮，虽然声势很大，但是并没有形成合力，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武力反抗的失败，让一些学者不得不把满腔的愤恨诉诸案头，从文化上对清政府进行攻击。而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妙，这些学者从屈原时代的朝廷纷争中，看到了晚明党争的影子，从屈原力主抗秦的呼声中，听到了抵御异族、保家卫国的战斗号角。于是，屈原的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不仅仅是儒家口中的圣贤，优秀的道德模范，更是反抗异族的斗士，夙志抗敌的英雄。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局部
至于那些在明末清初亲身参加抗清斗争至死不屈为民族献身的英雄，更是将屈原和其诗作为精神支柱，史可法曾手书陆游纪念屈原之诗以抒怀，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大哀赋》里表示了追随屈原的决心。而不甘亡国的艺术家也以其它艺术形式表现屈原，如与史可法同时的画家陈洪绶、肖从云，就画了“离骚”“九歌图”“屈子行吟图”以抒忧愤之情。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殖民化。到了清末，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清政府进一步和殖民主义者勾结起来，把中华民族推进了痛苦的深渊，此时，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只要是立志救国救民的有识之士，都对屈原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屈原的精神更是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支柱。众多的抗日英雄对屈原进行了赞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空前巨大的影响，闻一多、郭沫若等一大批学者的屈原研究，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
到了现代，对于屈原研究的角度更加多元化。这固然是好事，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如“屈原是同性恋”、“屈原只是文学弄臣”开始在网上流行。笔者无意考证这些观点的真实性，但大家要明白，即便屈原私德上可能有不妥之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仍值得我们学习。面对国破家亡时，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个有骨气的男人到底应该干什么。希望大家不要舍本逐末，忽视了屈原精神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