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
“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人生遭遇困顿时，不能有自暴自弃的念头，要有当初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要审视自己的信用与原则是否能坚持不懈，这关乎人生结局的交代。
拿个例子来讲:李斯，汝南上蔡人（河南上蔡县人），秦朝时期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曾和韩非子一起师从于荀子门下，学有所成后，游历列国。可能秦国对招聘人才比较积极，给出的条件也相对优越，李斯便投奔秦国当了客卿。
什么是客卿？就是具有外国身份国籍的在任官员。因为客卿在秦国人数越来越多，担任的职务也越来越大，也不乏一些间谍混淆其中，这就引起了秦国朝野上下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他们怀疑客卿们对秦国的忠诚度，纷纷要求维护族群与国家利益，驱逐撵走客卿。
秦王政十年（前年），面对汹汹舆情，李斯上《谏逐客书》说: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这篇文章从大秦统一天下的高度来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理足词胜，雄辩滔滔。因此，打动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驱逐六国客卿的成命，并升迁李斯为廷尉。
李斯也不负众望，积极出谋划策，协助秦王嬴政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然后遣外交人士游说六国，离间“合纵”之势。再用军事力量配合，恩威并施，各个击破，最终统一了六国。这其中李斯的作为，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功不可没。
大秦统一六国后，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堪比远古的“三皇”与“五帝”，因此自称“始皇帝”。皇帝的下面设“三公九卿”。秦始皇任李斯为丞相，即三公之首，百官之头。再由李斯牵头，商议制定国家的礼仪制度。李斯反对周朝的国家分封制，建议实现国家郡县制，主张销毁民间兵器，严禁私学，并焚烧诸子百家书籍，施行思想专制，这也是韩非子在《五蠹》中所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学说。李斯也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衡量等制度。这些措施，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国家治理的执政力度。
李斯的“法家”政治主张，对后世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二千年的政治格局。如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诗中道:“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始皇在东巡中死去，李斯被宦官赵高说服伪造遗诏，逼死公子扶苏，拥立胡亥为秦二世皇帝。
后被赵高陷害。秦二世（前年），李斯父子被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行刑时，他对身边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李斯初到秦国时，先投于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后得到吕不韦的赏识与提拔，逐渐走进秦王嬴政的身边。在借助秦王赢政铲除嫪毐团伙之机，又陷构扳倒了恩公吕不韦。
当他在秦国高官得做之时，同窗师兄韩非来投，本想借他身份之便，以求向秦王赢政有引荐的机会，推销自己的学说，却遭其忌贤妒能，被夺其学说，逼杀于秦国大狱之中。
秦统六国后，李斯为丞相，他继承和发扬了韩非的“严刑重罚，独尊法家”的学说，重用恶吏，谁执行力强，谁升迁快的原则。可是，这些政策缺乏生民之念，导致整个社会怨恨沸腾。他与秦始皇一手缔造的大秦帝国，仅仅十几载便人亡政息了。
他在位于丞相时，百官皆来祝寿，门廷车骑有千数之多。他喟然而叹曰：
“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骛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他不是没有反思的能力，而是环境使然，就像太史公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所说:持爵禄之重，便生阿顺苟合之心。到头来，他想过着那种牵着黄狗，陪着儿子去东郊游玩的生活也无法实现了。
纵观李斯一生，个人奋斗不可谓不强，功成名就不可谓不盛，荣华富贵不可谓不极。而他生有所恋，却死有所憾！
这为什么呢？
我认为李斯的人生悲剧有两点可说:
1.他出生于布衣，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为达目的，用了很多不光彩的手段。因此，他个人的功名成就越大，所造的孽缘越多。所以，生前除了有秦始皇的认可，和他真正志同道合的人并不多。死后史学家对他一生的价值体现也不认同，后世士子对他焚书坑儒，以及个人做人的原则更是不能谅解。生前德不配位，身后怎能得到同情与支持呢？
2.他和秦始皇利用“法家之术”，虽然统一了六国，可是却无法统治六国的人心，仅仅在十五年后，天下又分崩离析。后世的帝王，虽然继承沿袭了“法家之术”，但不是完全采用秦国的政治遗产。他们已是左手儒家，右手法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来进行国家治理和驭民之术，这就是所谓的“王道”吧？
依上所述，我认为个人生活和国家治理方面，要想达到“行稳致远”，就要有“知止”的意识与判断。
怎样才有“知止”的意识与判断呢？
《菜根谭》云: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