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教化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理论基础。从时代背景上看，西汉时期的经济在恢复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财富的浪费；政治上出现短暂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文化上“黄老思想”已经不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思想教化便应运而生。从理论基础上看，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是其理论渊源，汉初的陆贾和贾谊的思想为其开创先河，董仲舒的思想是集大成者，至此以后，儒家思想教化便成为汉帝国的治国方略。
一、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
先秦正值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说竞相迸发，在这一时期都有很好的发展，在发展的后期，各家的思想都趋于融合，同时，在西汉的思想教化中以儒家思想为根本，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正值“礼崩乐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孔子的思想多带有道德教育的意味，强调德教为先。孔子认为只有重视道德教育，才能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局势，他继承了“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重教传统，坚持把道德教育作为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孔子在其私学中开设有四门科目，分别是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无论在哪一科的教学过程中，都将道德教育和品行培养放在首位。
他曾告诫弟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指人要有远大的理想；“据于德”是指人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依于仁”是指人应有博大的仁爱情感；“游于艺”是指人要有专门的业务技能。前三条都指向人的道德品行，最后方讲到才能，所以“德”是孔子要求的做人标准，也是他的教育目标。不仅在个人修养上强调道德的作用，在治国理政上，孔子也要求“道之以德”。在孔子看来，治国就是治民，治民就要把握民心，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和“礼治”方能真正赢得民心。
孔子主张国家的政治运行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不应该片面的强调刑罚杀戮，“不教而杀谓之虐”，他认为不事先用道德教化百姓，等犯罪后再加以刑罚就是“虐政”，这种企图用刑罚杀戮的高压手段使人民向善的方式，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治国理政必须推行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这样上下同德，方能政通人和。
继孔子之后，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为孔子的嫡传，孟子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在继承孔子有关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而且这也是孟子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本身具有“善端”，“仁义礼智”等善的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他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已。”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成尧舜”，常人同圣人没有先天区别，都具有善的萌芽和开端。那么，既然人性是善的，恶又从何而来呢？社会又怎会出现圣人和常人之别呢？在孟子看来，环境能改变一个人思想，“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么造成的。基于人性善的变化，孟子提出要“教以人伦”，通过设立“庠序”对人们进行“人伦”教育。孟子非常重视学校在教化过程中重要性，“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通过学校教育使人“明人伦”，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同孔孟有相同之处，同时也有很大的区别。荀子的思想可谓是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尤其是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借鉴，为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外儒内法”的先驱者。
荀子同孟子有所不同，他是以“性恶论”为起点来论证后天教化的作用。既然人性本是恶的，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并都是恶，又是如何呢？荀子对其解释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善是通过“化性起伪”造就出来的，“伪”即“人为”的意思。荀子强调人性本恶，是用以突出制礼义、创法度，以期教化万民，去恶扬善，矫正人性。为达到“化性起伪”的目的，荀子提出“隆礼”和“重法”的具体措施。
荀子认为“礼”是教化的重要工具，“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通过“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得等级制度能够得到强有力的维系。同时，荀子还在“礼”的基础上重视“法”的作用，这是他同以往儒家学者所不同之处，首次把法家思想引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但同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同，荀子追求的是赏罚分明的治理方式，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在教化过程中，荀子十分重视君、吏、师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君主要起表率作用，所谓“君仪民景”；地方官吏要行教化职责，所谓“贤吏导民”；教师要担教化任务，所谓“师法之化”。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为西汉的思想教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孔子、孟子和荀子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这都被后期的儒家学者所借鉴采纳。孔子强调道德教化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孟子强调学校在教化过程所承担重要作用，荀子强调礼法的结合，这些理论思想都在西汉的思想教化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二、陆贾和贾谊的思想
西汉初期，既有“文景之治”的盛世，也有“七国之乱”的动荡。这一时期统治者虽然将“黄老之学”定为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无为”的宽松环境下，其他思想并没有被压制下去，而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此时的儒家学者抓住机遇，努力整合儒家思想，积极吸收其他思想的合理成分，致使儒家思想走上了同政治相勾连的道路。
陆贾是汉代首倡教化之人。结合秦朝暴政灭亡的教训，陆贾认为单纯依赖政治力的压制和镇压性的力量统治，将无法维持长期的稳定，败亡是不可避免的。陆贾在《新语》中对秦朝灭亡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西汉建立初期是一个从“打天下”到“守天下”的转变过程，就如何实现这一转变，为此陆贾提出“逆取顺守”的统治方向。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同刑罚结合在一起的，仅靠具有震慑性的刑罚力量控制民众，那么，刑罚一垮，统治阶级也会随之覆灭。
鉴于此，陆贾认为必须“以顺守之”，既“行仁义，法先圣”，通过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教化来治理国家，“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故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化使其然也”。可见，陆贾是想通过礼义道德来实施教化。具体来说，陆贾“以顺守之”的具体内容是透过仁义、经义、教化来建立一个伦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作为稳定统治的深层机制.陆贾认为，通过教化有助于构建稳定的伦理秩序，进而有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达到“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而万世不乱的目的，这里的仁义、礼义兼有伦理和政治两种范畴，同时透过价值观念的传达使“上下之仪”、“父子之礼”、“君臣之义”得到有效地渗透，作为统治的基石。
陆贾认为，在通过教化所构建的稳定机制的保护下，统治阶级就多了一层坚实结构的保护，当遭遇重大危机时，这层稳定机制就会浮现出来，成为保护统治阶级的堡垒。同时，陆贾也没有完全否定刑罚在秦王朝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他也主张以“中和”，通过德治和法治的相互配合以进行统治。陆贾认为刑罚是教化的保障，而道德教化最终能消除刑罚。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的统治方向及其所强调的以教化为本、以刑罚为用的统治方法，对西汉时期儒家思想教化的形成发展起到巨大的启蒙作用。
继陆贾之后，贾谊也从巩固西汉王朝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吸取秦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形成了自己的教化理念。在贾谊的思想中，“礼”的地位尤为突出，“礼”的施行范围几乎涵盖了人类在公共领域的一切活动，他企图借着“礼”所规范出的礼法秩序，达成对正当秩序的追求，进而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在他看来，“礼”既是伦理道德规范，也是强制性的法规。“礼”应该深入到生活各个领域，作为行动的指导原则。
贾谊强调“礼”的作用是基于两个历史现象：一是有鉴于秦王朝过度依赖法家的刑罚治国，因此短命而亡的惨痛教训；二是“黄老之术”所带来的地方势力坐大，奢靡相竞，阶级秩序混乱，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现实问题。贾谊认为通过建立“礼”的秩序，就能解决此类问题。通过“礼”可以建立以“尊君”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并解决诸侯王的僭越的问题，完成中央集权的目标；通过“礼”可以建立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并解决社会风俗不正的问题，完成社会阶级秩序的稳定；通过“礼”可以整顿经济秩序，解决社会经济背本趋末，奸诈日繁，贫富悬殊的问题。
贾谊认为“礼”是解决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本，就如何建立“礼”的秩序，规范人们的生活，贾谊认为社会教化不可或缺。他认为教化的作用就是使老百姓“绝恶于未萌”，“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他认为巩固统治，就要以“礼”来教化百姓，所谓“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通过汉初陆贾和贾谊等思想理论家的尝试，儒家思想同政治的互动初见端倪，为后来董仲舒改造儒家思想，并使儒家思想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以及汉代“教化治国”方略的实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总结
西汉儒家思想教化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大力倡导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充分挖掘儒家思想教化的精华，有利于更好地帮助当代中国人树立起文化自信。同时，通过对西汉儒家思想教化及其路径等进行系统地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西汉儒家思想教化对当时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校教育和官吏选拔等方方面面的重要影响，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规范和民族性格心理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