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方勇李波
出版：中华书局
王霸
四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子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有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它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译文：至于日积月累地处理政事，权衡事物使它们得到合理的用处，使衣服有一定的规格，宫室有一定的标准，仆人有一定的数量，丧葬祭祀器械用具都符合规定，把这种方法普遍地用到万物之上，尺、寸、寻、长等都要遵循制度法规然后才能实行，这是各级官吏的事，不值得在君王面前陈说。所以君主如果在朝廷上制定的最高政治准则得当，所任用的掌管各种政事的人是真正的仁人，那么自身安逸国家也得到治理，功绩大而且名声好，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如果在朝廷上制定的最高政治准则不得当，所任用的掌管各种政事的人不是仁人，那么自身劳苦而国家也混乱，功亏一篑而且名声恶劣，国家也一定危险，这是作为人君的关键。所以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就能取得天下，错误地任用一个人就会使国家危险，不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而能恰当地任用千百人，这种说法是没有的。能够恰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自己就不会有劳累，衣服下垂着天下就平定了。所以汤任用伊尹，文王任用姜尚，武王任用召公，成王任用周公旦。次一等的五霸，齐桓公在宫廷之内，悬置音乐、奢侈放纵、游乐玩耍，可是天下人并不认为他享乐，他多次召集诸侯，一举而匡正了天下，成为五霸的盟主，这也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是君主要遵守的重要原则啊！聪明的君主容易在这方面下力气而取得的功绩名声非常大，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值得去做呢？所以古代的人有大功绩、大名声的，一定遵循了这条道路；丧失了国家，危及自身的，必定是违反了这条道路。所以孔子说：“聪明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处理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少了，又处理那么多的事情，能不混乱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治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子老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译文：治理国家的人，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国相、大臣、各级官吏都要谨守自己应该听到的，不要务求不应该听到的；都要谨守各自应该看到的，不要务求不应该看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和自己的名分齐同了，那么即使幽远偏僻的地方，百姓也没有敢不安分守己来顺从君主的，这是安定国家的特征。君主的治国之道是治理近处不治理远处，治理明处不治理暗处，治理一件主要的大事不治理各种小事。君主能治理好近处那么远处自然也会有条理，君主能治理好明处那么暗处自然也能得到教化，君主能恰当地处理好一件主要的大事，那么各种小事自然会端正。全面地治理天下，每天就像这样都有空闲而所治理的事情少得好像不够做，这是治理天下的最高水平了。既能够治理近处，又务求治理远处；既能够治理明处，又务求治理暗处；既能恰当地治理好一件主要的大事，又务求端正各种小事，这是过分的做法。过分，就像达不到一样。打个比方说，就像树立起一根笔直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弯曲一样。不能够治理近处，又务求治理远处；不能够看清明处，又务求看清暗处；不能够恰当地处理一件主要的大事，又务求端正各种小事，这是混乱的做法。打个比方说，就像树立起一根弯木而要求它的影子笔直一样。所以贤明的君主喜欢简要而昏庸的君主喜欢周详。君主喜欢简要那么各种事情都会周详，君主喜欢周详那么各种事情都会荒废。君主，就是要选择一个国相，公布一套法制，明确一个宗旨，用它们来管理一切，明察一切，来察看他们的成功。国相，就是要选择各部门的长官，掌管各种事情的处理，来整顿朝廷上下各级官吏的职分，考核他们的功绩，评论他们的奖赏，年终将他们的成绩功劳上报给君主。合适就留用，不合适就废止。所以君主在寻找国相时劳累，在使用国相后就安逸了。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译文：统治国家的人，得到百姓尽力劳动的就富裕，得到百姓拼死作战的就强大，得到百姓赞誉的就光荣。这三者都得到的，那么天下就会归附他；三者都失去的，那么天下就会背离他；天下归附他就叫做称王，天下背离他就叫做灭亡。商汤和周武王，遵循着这条道路，实行礼义，振兴天下人的共同利益，铲除天下人的共同祸害，天下就归顺他们。所以君主加强德行来引导人民，申明礼义来教导人民，恪守忠信来爱护人民，崇尚贤人、使用能人来安排职位，用官爵服饰和奖赏来激励他们，依照时节安排事情、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全面地照顾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婴儿一样。养育人民非常宽厚，使用人民非常合理，制定政令制度，是用来对待天下百姓的，有不合理的地方哪怕像毫毛的末端一样微小，即使对鰥寡孤独这样的人也不能加到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帝一样，亲近他如同亲近父母一样，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情愿，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道德实在贤明，恩惠实在深厚。乱世就不这样：以污秽肮脏、欺凌盗窃来引导人民，用玩弄权术、倾轧陷害来诱导人民，用戏子、侏儒、妇女的求见说情来扰乱朝政，使愚蠢的教导聪明的，使不贤能的教导贤能的，养育人民非常穷困，又使人民非常劳苦。所以百姓鄙视他如同鄙视残疾人，厌恶他如同厌恶鬼怪，天天想伺机一起脚踏他、驱逐他。突然有外寇入侵，又希望百姓为他去拼命。这是不可能的，其治国理论没有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自己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同样对待自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译文：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回答是：让小人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不正当的手段对人民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大国的君主，却喜欢小利，这是危害国家；他对于声色、台榭、园囿，越是满足越喜欢新奇，这是危害国家；不好好喜欢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却贪得无厌地时常想得到别人的东西，这是危害国家啊！这三种邪念存在心中，而又喜欢那些玩弄权术、倾轧陷害别人的人在外决断政事，如果这样，那么君主就会权力轻微，名声受辱，国家危殆，这是危害国家。大国的君主，不推崇礼义，不谨守原来的法制，而喜欢奸诈，像这样，那么朝廷上的群臣也会随之养成不崇尚礼义而喜欢倾轧陷害的习俗了。朝廷上君臣上下的习俗像这样，那么普通百姓也会跟着养成不崇尚礼义而喜欢贪图利益的习惯了。君臣上下的习俗如果都像这样，那么土地即使广阔，权力必然轻微；人口即使众多，兵力必然弱小；刑罚即使繁多，政令也不会贯彻到下面。这就叫做危险的国家，这是危害国家啊！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译文：儒者就不这样做，必定要周详地治理：朝廷一定要崇尚礼义而区分贵贱，像这样，那么士大夫没有不重视名节、以死来维护礼法的。百官也将会遵循统一的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如果这样，那么百官就没有不畏惧法律而遵守制度的。关卡和集市上只监察而不征税，贸易债券禁止奸人弄虚作假而决不偏私，像这样，那么商人就会敦厚诚实而没有欺诈行为了。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树木，放宽他们的期限而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像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忠诚可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在农村就要减轻田地的赋税，减少对钱财的聚敛，少兴劳役，不要侵占农时，像这样，那么农民就会朴实地劳作而没有其他技能了。士大夫重视名节、以死维持礼法，然后兵力就会强劲。各级官吏畏惧法纪遵守制度，然后国家就不会经常混乱。商人敦厚诚实没有欺诈那么商业就会安全，货物钱财就会得以流通，国家的需求就会得到供应。各种工匠忠诚可信而不粗制滥造，那么器用就会精巧方便而财物就不会匮乏。农民朴实地尽力劳作而没有其他技能，那么上不会失去天时，下不会失去地利，中会得到人和，而各种事情就不会荒废。这就叫做政令施行，风俗美好。用它来防守就牢固，用它来征伐就强大，安居乐业就会有名声，有所行动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儒者所说的周详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