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庄子是道家中继老子之后的又一位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但从他对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较为推崇和“愿服而见王”，并被荀子斥为“鄙儒”等情况看，他很可能出自颜氏之儒，而后才归本于老子的学说。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与孟子、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但他与孟子没见过面。朋友很少，只是与惠施有来往，并经常辩论问题。庄子曾经做过蒙漆园吏，没做多久就不干了，而后也没有再做官。他的生活很贫困，曾经贩卖过粟，织过草鞋，面黄肌瘦，住陋巷，衣着更是破旧，但他不在乎。
有一次他去见魏王，出门前先给破旧的粗布衣服补上补丁，而后系好腰带，绑好鞋子。魏王因他衣履破旧，问道：“先生为何困顿到如此地步?”他说：“是贫穷，不是困顿。读书人有道德而不能实行是困顿；衣履破旧是贫穷，不是困顿。这就是所谓生不逢时吧。”可是当楚威王听说他贤明，派使者携带千金重礼去请他到魏国做相时，他笑着对使者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移位，可您没看见祭祀时用的牺牛，用精食喂养好几年，身上披挂着绣花的精美织物，够养尊处优的了，可是当它被送进太庙去做祭坛上的牺牲时，虽然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猪又怎么能行呢?请您赶快回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像猪似的在臭脏水沟里游戏求快活，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决心终身不出去做官，以便自己的心灵畅快。
庄子是道家中继老子之后的又一位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但从他对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较为推崇和“愿服而见王”，并被荀子斥为“鄙儒”等情况看，他很可能出自颜氏之儒，而后才归本于老子的学说。庄子为人畅意自恣而又才华横溢。他对当时的各种学说都做过探索与批判，不仅抨击儒墨，而且抨击当时的社会和其他学说，即使是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也不能避免他的抨击。他的思维敏捷，思想深刻，议论风生，其文诚如鲁迅所言，“汪洋恣肆、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现存《庄子》33篇，基本上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尤其是思想与文风都比较一致的内篇(7篇)，更应是出自庄子一人之手。该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为历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失意的知识分子所喜爱。他们或陶醉于其汪洋自悠、随意而发的议论；或以借鉴左孟庄骚为传统，从中汲取写作教训，以为文学营养；或用其憎恶现实、鄙弃功名的态度，以自励或与其消极遁世、自我陶醉的思想情绪和共鸣。魏晋玄学把《庄子》与《老子》、《周易》并称“三玄”，以为思辩与立论的依据。其代表人物郭象还为之作注，后来历代评注“庄子”的更是致以百计。此外，崇尚道教的唐代宗室不仅把他搞认作祖宗的老子封为“玄无皇帝”，而且封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其书为《南华真经》。此举虽然有着复杂的*治背景，纯粹出于*治需要，却仍能说明庄子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
庄周的自然观是人道同王道一致的，庄子服膺老子学说，也以“道”为其最高的哲学范畴，说“道”实实在在，有信有验而又既无为，又无形，可以心传而不可实，可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以自身为根本，早在天地出现前就已经存在，并且生出鬼神，生出天地；在太极之上不以为高，在六合之下不以为深，先于天地就已存在而不之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以为老。物有死生，这个“道”却无始无终，永恒存在。有人问他：“道在哪里?”他说：“无所不在。”按照他的说明，这个“道”没有物质属性，只能是绝对的精神存在。然而庄子却主张人应当向“道”学习，像“道”一样不自以为名，不自以为功，不求名，不求功，无为，无欲，以成为与“道”相通相同的“真人”。
庄周也认为，万物从“道”生，灭亡之后又归于“道”。他论“合则成体，效则成始”。万物如此，人也如此，“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就是说，人的生死就是气的聚散。在他看来，对生死不必在意，甚至死也是一种幸福。《至乐》篇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庄周的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惠施前去吊唁，发现庄周盘腿敲着瓦盆在唱歌，于是批评庄周违背人理，不尽人情。庄周回答说，人的生死不过是和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自然而然的事，现在老伴已安然地躺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得到了宁静，我再痛哭，就破坏了她的安宁，这才“鼓盆而歌”。
庄周在自然观方面的贡献是探索世界的无限性问题。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无限的，不可测的，而普通人往往认为是有极限的。不仅时间如此，空间也如此。他说，天地虽大，就像一粒米在大仓里一样。他的这个思路，对后人解决空间无限性问题是有启迪的从认识论来看，庄子认为人的主观认识也是相对的，客观上根本没有一个衡量人的主观认识是否合理的标准。在他杜撰的故事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腿疼，半身不遂，泥鳅就不是这样。人在树的顶端会惊恐不安，猿猴就不是这样。人、泥鳅、猿猴这三者究竟是谁习惯住的地方最合标准。人吃肉，麋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鼠，此四者究竟是谁喜欢吃的东西最合标准?在他看来，在不同条件下形成的认识，是无法用同一的标准加以衡量的，因此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人们对事物勉强做出了判断，这判断既不会一致，又毫无意义。
庄子为了说明分辩是非毫无意义，对事物究其所以然同样毫无意义，编了一个后人称为“朝三暮四”的寓言，说有个养猴子的老人给猴子分栗子，告诉猴子他将给它们的栗子是“早晨三升晚上四升”。众猴子皆大恼怒。老人见众怒难犯，改口称“早晨四升，晚上三升”。众猴皆大欢喜。庄子以此告诫人们，事物本来没有质的差别，干嘛劳神遏智非要分出个差别呢?任其自然吧!把万物看成一样而不去追究所以抵达就是“道”，向“道”学习，拜“道”为师，与“道”相通相同，就不会有什么烦恼。何况人世间的事更是难说得很，一切都颠倒了。比如，窃取衣带钩那么个小物件，人们称其为盗，惩之以诛。窃国大盗却成了尊贵的诸侯。诸侯之争明明是罪恶的渊薮，却冠冕堂皇地标榜仁义，以不仁不义之名责备别人，甚至成了法律的执行者，而对此认可的人们却还在那里振振有辞地论争什么是非，真是滑稽。他还揭露说，人们劳神竭智创造出来的财富以及斗斛、权衡、符玺等等，包括人们提出的仁义道德，只要统治者认为于己有用，就会窃为已有，并因此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他主张干脆取消这一切，甚至主张不要依靠社会，不要依赖任何外在条件，在“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基础上，实现无待逍遥的自我解脱和绝对的精神自由。应当说，他的这种悲观绝望、颓废厌世的思想情绪是应当予以批判的，但他对统治阶级虚伪、贪婪、残暴的揭露，又是有积极意义的。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和老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世人并称“老庄”。几千年来，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和儒家思想比起来，老庄的道家思想远远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