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曾经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一本《论中国》阐述了在世界格局中要理解中国战略必须要搞清楚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中西文明交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单纯从西方人固有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出发来推论，可能难以理解中国。这正是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召开的现实意义。展现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中的独特意义正是展现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前提。
本次哲学大会于明日（27日）正式举行，6月21日的前导启动系列名家讲座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江，归纳总结了中国东周时期子学家们关于理性选择的意识和言说，同西方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作了大尺度的对比。受到现代西方理性人假说洗礼的当代国人猛一回头，诧异地发现先秦诸子的讨论原来也很充分，但更突出个人偏好和共同体偏好的协同。
21日的讲座中，嘉宾王中江教授归纳总结了中国东周时期子学家们关于理性选择的意识和言说，同西方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作了大尺度的对比
一个总结：中国人会把个体偏好协同共同体偏好
在整场讲座的最后，王中江总结了早期中国的理性选择论与西方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奠定了中国人理性思考、行为动机的源头活水。不妨我们从这个总结开始听取王中江的讲座，再一一细分其要点。
从总结来看，王中江认为至少在五个方面中西方之间在理性选择论方面存在着差异。
其一，早期中国的理性选择观没有如今的理性选择论中对人性很强的经济人和自利人的断定。大约只有法家和黄老学中曾讲述过人是“自为”的。思想家对人性的假定是多元的、复杂的。
其二，早期中国一般将个体偏好的满足与共同体偏好的满足进行协同构建，这也明显有别于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将个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自由选择活动作为理性活动的出发点，从而自发性形成社会秩序的论断。
其三，早期中国对人的偏好和公共体偏好的排序，用韦伯的分类主要是价值理性、情感理性和传统惯例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其四，中国带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贤能主义的倾向。整体上依靠人的美德、人格来建立良好秩序，而现代西方则主要依赖规则和制度建立良好秩序。
最后一点在于现代理性选择论观承认意外，多从无知、信息的不完备性进行解释，一般不用非理性的命运、运气来解释。早期中国理性选择论引入了命运、时运等概念来解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人们的选择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诸子选择论多元：内驱力丰富，并不只是自利的
王中江解释西方现代的理性选择论，引用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话说“运用理性来鉴别并促进更好的、更可接受的社会的想法，从过去到今天，一直激励着人们。亚里士多德就曾同意阿噶桑(Agathon)所说，上帝也不能改变过去，并进一步认为，未来可以通过把我们的选择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来塑造。”理性选择一直伴随着人们建立良好生活的过程。他说，追溯西方理性选择论的源头，一直可以到亚里士多德。
但如果把视野转移到早期中国也就是东周时期，理性选择论也是早期中国理性主义和合理主义的一部分。儒、道、法、墨等学派建立的理性选择论复杂多样。王中江认为，早期中国的理性选择论基于对“欲求、需求”人的本性和性情的理解。正如郭店竹简上记录的“凡物由望生”，这里的“望”王中江理解指的是一种广义上的希求，它是一种本体论承诺。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有相同的阐述。王中江在讲座现场以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理论以意志、欲望为核心出发点，认为世界充满意志、欲望。
那么早期中国又如何理解“欲”和“望”？同样引用郭店楚简中的原文“欲生于性，虑生于欲。”王中江解释说，欲望来源于性情。以此，王中江总结归纳了早期中国关于欲求和性情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认为人先天具有道德的禀赋和潜能。此是人为善的根据。孟子、庄子是其代表。第二种认为人先天具有生理的本性，驱动人追求欲望的满足。理性的活动通过规范、教化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如告子及荀子。最后一种认为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黄老学和法家。
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对于人的性情的理解是多样的。与此有别，当代流行的西方理性选择理论，主要以人为“经济人”，认为人的活动和行为都是出自“自利”。早期中国认为自利并不是唯一的，只是人本性好恶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利他等倾向。
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上有记录“凡物由望生”
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