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鲁国大夫少正卯一边当官，一边办学校挣外快，少正卯能言善辩、语言诙谐风趣，多次把孔子学生吸引过去听课，只有颜回没有去。公元前年，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七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还凶残地曝尸三日。
子贡等弟子疑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也就是说，杀少正卯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有做坏事的品性与惑众造反的能力，简而言之少正卯是“思想犯”、“品性犯”。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孔子诛少正卯，都玷污了他“为*以德”的思想，也有些违背“为*以礼”的主张等，对孔子与儒家不利。于是，从宋朝朱熹开始，文人们通过史学举证、制度沿革、人情世故常理分析、孔子品行对比等，驳斥孔子诛少正卯这一历史，关于这些质疑各种文章说了很多，笔者就不赘言了，本文重点聊一聊《尹文子》中关于此事的记载。
最初源头：并非《荀子》，而是《尹文子》
尹文（前年—前年），被尊称为“尹文子”，齐国哲学家，《尹文子》一书中记载：“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奸私不与焉，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荀子（前年—年），李斯、韩非子的老师，战国大思想家，《荀子·宥坐》一书中记载：“孔丘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由于尹文子去世时，荀子34岁，因此《荀子》记载的孔子诛少正卯应该源于《尹文子》一书。从这一段记载来看，两篇记载没什么区别，荀子一书中增减了几个字，其中荀子记载孔子说的“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删掉了“奸私”二字，大意是人有五种大罪恶，而盗窃不包括在内。
汉朝之后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者少正卯。”司马迁没有记载人之五恶，关于孔子诛少正卯就“诛鲁大夫乱*者少正卯”这么一句话，其来源应该是《荀子》一书。
总之，关于孔子诛少正卯，《尹文子》是最早的来源，尹文子之前的相关书籍一概没有记载，包括记录孔子言行的书籍等。孔子死于公元前年，距离尹文子出身有年，那么尹文子如何得知孔子诛少正卯？总不至于尹文子之前的书籍，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一段内容全部恰好丢失了吧。
盗窃奸私定位：应与孔子思想相矛盾
孔子诛少正卯时，说人间有五大罪恶，而盗窃奸私算不上。然而，无论是司马迁的记载，还是荀子等的记载，都清晰地说明孔子将“盗窃奸私”视为人之大恶。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诛少正卯之后，“与闻国*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司马迁称颂孔子*绩，治国三个月，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路不拾遗，宾至如归。
《荀子儒效》》记载：“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汉朝之后，刘向将“仲尼将为司寇”改为“孔子为鲁司寇”，后面也有一些改动，但基本意思没有大变，在孔子面前，沈犹氏、公慎氏、慎溃氏等“盗窃奸私”之徒立马改正。
《韩非子》还举过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商朝法律，对弃灰于街道者处于刑法，子贡认为过重，孔子说：“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弃灰于道属于盗窃奸私的一种，孔子对其处理之严，让人难以想象。
由此可见，诸多文章里的孔子，都将“盗窃奸私”视为人之大恶，而《尹文子》记载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时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奸私不与焉”，这就不得不让人质疑了。
事情真相：尹文子编造的一个谎言？
战国时期，儒学与墨家都是“显学”，孔子名望很高，百家争鸣时很多人借孔子之口，谈论自家的言论，相当于借用名人噱头忽悠他人，比如《庄子》中有“颜回坐忘”，孔子成了道家的师傅，明显就是庄子编造出来的。那么，尹文子有没有可能编造一个“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呢？笔者认为可能性极高，不信且看《尹文子》的记载。
《尹文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形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孔子诛少正卯在下篇。
首先，在讲述孔子诛少正卯之前，尹文子说：“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此二恶者，一时之大害，非乱*之本也，乱*之本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畏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在孔子摄鲁相之前，尹文子旗帜鲜明地说出“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的治国观点，而“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与“人有恶者五，而盗窃奸私不与焉”岂非前后呼应？
由于《荀子》中仅记载孔子诛少正卯，属于片段化的记载，而《尹文子》中论述系统，通过诛少正卯来说明治国道理，因此进一步证实《荀子·宥坐》摘抄了《尹文子》。
其次，为了证明诛少正卯的正确性，《尹文子》中孔子还举了六个例子：“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荀子》中也有相似记载，只是多了一个周公诛管叔，但也由此证实《荀子》的这一段摘自《尹文子》，因为尹文子列举的都是思想犯，而管叔是造反者，与其他六人明显不是同一类型，估计是荀子徒弟摘抄时私下添加的。
这六个人中，多数被诛之人已经不可考，但子产诛邓析很关键。子产是春秋郑国执*，曾经“铸刑书于鼎”，将法律条文公开，引起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多人非议，邓析欲改旧制、私造“竹刑”，在公开法律条文上比子产更激进，那么子产怎么可能诛杀邓析？实际上，子产死于公元前年，邓析死于公元前年。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诛少正卯是在公元前年，距离邓析死亡才5年，时间非常接近，以孔子对子产、邓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