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并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尊孔子为先师。后人为了见其与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叫做“儒教”，故：孔子亦被尊为“儒教圣教主”。
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因为，儒教拥戴神权，认为：皇权至上。然而，儒学却是儒教推出的教学方法，曾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使用儒学教书育人、管理社会。
这其中，“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相同也不同，三者都是儒教文化产物。
而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存在，更需要加深认识。
都知道，儒教是千年来中国所奉行的国教。所以，大家很自然地将其与孔子联系。其实，孔子的“原教旨儒教”核心是：以“教育”来感化，不诉诸武力，以“和平”方式来处理问题。但是，再来看这些帝王们，有几个人是客客气气和你好好讲道理的？大家都是兵戎相见，倒是打不过了才会低头去“和议”。
所以，汉武帝刘彻的“独尊儒术”，并非单纯的将孔子那套学问搬来，而是对前人治国经验的重组。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经典案例：
一是秦始皇；
另一个是宋襄公。
前者是出了名的“以法治国”，后者则是主张“仁义治国”。治国之道各异，但是，国家的下场却是一样。于是，二者的“融合”，则开启了帝王们治国的新思路。不过，这并非汉武帝独创，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一个人发现了儒学和法学完全可以“共事”，他就是：荀子。
其实，荀子本人是儒家出身，由于，两个著名的弟子韩非子、李斯，而常受人争议其学派，更因为他是这二人的老师而遭到了不少抨击。在他看来：“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无教养的人是不会为善的”。而弟子韩非子更是将其发扬光大，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
不过，韩非子只是“单线”发展，将“法”发扬到了极致，也正因为此，他才能提出了“君主专制”。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君主们一心追求的东西，只是，再经过嬴*的一番检验，似乎让人感觉到“此路不通”。而儒学的独家崛起，更给了人一种感觉：“法学”没戏了。
那么，果真如此么？
再来看看荀子的主张，“性恶论”是其基本调调，可以以此衍生的却是“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只是这个论调，会让“圣人的教化行为”失去存有论的根据。但是，如果将其嵌入到“仁义之教”中，岂不就完美了？至此，帝王家的治国之术便全新出炉了，看似“为儒独尊”，其实，内里已经得到了“改良”。
千百年间的帝王们，无一不在遵循着“君主必须权势在手，方能治理天下”的理念。而这个，又是韩非子对荀子“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演化升级版。因为，在荀子看来，要想让社会“遵循”某一规则，便要强加一定的“强制性”，最终，则需要通过“奖惩”来维护等级的秩序。
不过，“法”太过至多为“霸”，而“礼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才能真正的成为“王”。因此，这个才是君王们真正想要的。荀子师徒俩，看似“道不同”，一个只重“法”，一个很看重“礼”，但是，内里却没有什么区别，都强调了君王的“至上权力”，对于不听话的人，惩罚是最能见效的。
只不过，徒弟更为实际，不必拘泥于过去，而要立足于现在。
所以，在这种治国之术下，注定皇权“至尊”，而民则“无权”。
因为在法家的认识中，国家的大权，必须集中在君王一人之手，而这，势必就会形成“强弱”的对立。看那千年来的历史，这个现象何曾反转过？帝王家很是聪明，前人的覆车之鉴让他们意识到：惟有以“礼”来“包裹”这个“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治”。
其实，刘彻在将“儒家”捧得很高的同时，除了标榜他将是一位“仁义之君”，又何尝不是向往荀子所提出的“圣王”呢？哪位帝君不想超过“先王”？故他的思想无论怎么看，都可以入帝王的眼。至于百姓们如何想，当然，还要用“儒家”去教化了，只要帝王的真正心思不被识破就好。
于是，其学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那些批评。但是，其学问，有些却早已深入民间，如：“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当然，后来也有些学者一语道破这千百年来的“帝王之术”，就是“秦*”。但是，在荀子的学术中，除了“法”的部分，在“知行观”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更指出：“不要固守旧的知识，否则，会对正确的认识形成阻碍。”
然而，重新再看他的学术，应是“顺看”，而不是从帝王之术的角度上去分析，那样恐怕会有片面之见。其实，他坚持“礼治”，主张“礼”和“法”的结合，他在给予“秦*”褒奖的同时，也批评其“无儒”。这大概就是汉代儒学家从他这里获得的启发，只是，在“帝制”的时代，君王们只会偏向更利于他们的一端。
而这些在外人看来，这一切的起因，皆因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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