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儒家主张人性善，认为人天生善良，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其实这个命题很虚假，是产生伪君子的重要原因。
综观在儒家人物里面，大思想家孔子最聪明，看问题最透彻和辨证。
孔子说，人性无所谓善恶，一个人的心性是变化的，没有固定常态。孔子又特别指出，人生在世，应该努力做一个好人和君子，成为对社会、国家、家庭有用的人。这是孔子的基本立场。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蕴含了孔子思想的精华。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既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坏人，关键在于他个人的想法和意念。换言之，如果只考虑自身利害而不顾别人，他可能是一个坏人；如果在考虑自己的同时，也兼顾别人利害，他就是一个好人，即一个有德行的君子。
大家看，孔子的说法多么辨证，非常实际，其中没有一点形而上的神秘意味。换句话说，孔子不喜欢说些冠冕堂皇的大话、空话，也不喜欢搞繁琐的宗教推论，而是着眼于人的心理和作为，从生活入手，从细节入手，以效果衡量一个人的品质。这是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所在。
人们常说，人和人的关系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成不变，往往随着时间、地点发生变化。
比如在战争时期，有些本来意志很坚定的人最后却成了叛徒；有些投降的俘虏反而成了勇士，这就是人性的辩证法。
用佛教的话说，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一切人心、人性都因关系或条件变化而变化。
记得电视连续剧《大染坊》中卢家驹有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人的道德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男人不犯错误是因为背叛的砝码太低，女子不犯错误是因为受到的诱惑不够。
想想看，这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卢家驹揭示了人性的软弱和辩劣根性：世上没有天生的大圣人，也没有天生的恶棍，人的心性很多时候是变化的，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变；一旦环境变了，对象变了，人心也容易变化，否则的话，世界上早就应该没有叛徒、恶棍、流氓了。
从修行角度看，似乎只有像中国的孔子、颜回，西方的苏格拉底、耶稣，古印度的释迦摩尼那样的圣人或神灵才能做到始终如一！
自孔子以后，中国文化的人性论逐渐走向僵化，走向虚伪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如孟子认为，人天性善良，皆可为尧舜。这句话欺骗性很大，忽视了周围环境对人心、人性的重大影响。
根据孟子的说法。好像每个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每个人都是一块美玉，天性纯洁无暇。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就不需要法律了，也不需要国家，只要每人都遵从善良天性，天下自然太平。
且不说这种理想的社会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就拿个人的身心体验来说，这种说法也很不现实。
比如有一个苹果，两个小孩只要看到，一般都有想吃的心理，因为这是孩子生命的本能。但如果从教育或修养角度看，两个孩子的心性差别就会显现出来。
假如一个小孩受到的教育比较好，如温良恭俭让，他就会把苹果让给另一个孩子；假如两个孩子心性差不多，都没有谦让之心，就会争抢这个苹果。
其实两种情况都很正常，无所谓善恶美丑之分，一是因为他们是孩子的心理，二是因为他们受到教育有所不同。
中国文化的性善论影响很大，直至宋明清时期的理学。虽然这种文化培养了不少仁人志士和爱国君子，但也产生了一些真真切切的伪君子、真小人。
比如历朝历代的皇帝和皇亲贵族们，他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养尊处优，不劳而获，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人”们，或者孟子所说的“食于人者”。
但实际上，真正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下层民众，即所谓的士农工商。正是这些勤劳淳朴的人们才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支持着所有人的饮食起居，也包括文化。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最大力量。
儒家荀子的性恶论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同样犯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错误。道理是一样的，人心、人性是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人性；一旦环境变化，社会变化了，人心也容易变化。
佛家说，善恶皆有因果，一切应当随缘。这句话很深刻，它揭道出了人类道德的辩证法：世上没有抽象不变的道德，人心的善恶和环境有关，和周围的人有关，一切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