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本篇我们共同探讨《盐铁论》第35章《授时》相关内容。
所谓“授时”，典故出自《书经》，翻译过来即“敬记天时，不失农时”的意思。
不过这个词在本章节中并非特指农业，而是泛指整个社会生产体系。
具体来说，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就如何发展生产，构建美好社会进行了辩论。
一、理想社会
本回合中，首先发言的仍然是桑弘羊，不过他的切入点是法律而非经济。
这主要是因为第34章《后刑》篇中，双方刚刚就礼治和法治的问题争论不休。
桑弘羊认为严刑酷法就是好，因为朝廷杀的都是坏人，消灭坏人就是保护好人。
贤良文学则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刑罚是用来推行教化的手段。
百姓好不好，关键在于朝*行不行，一味的严刑酷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向民众实行恩惠时很高兴，用刑法时很难过。所谓：
“施惠悦尔，行刑不乐也。”
对于这个说法，桑弘羊是不服气的。
所以《授时》篇一开头，他就延续了这个话题，并引用了《韩非子》中的典故进行反驳。
简单来说，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碰上天灾人祸而独独贫穷的，要么就是懒，要么就是挥霍无度。
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副业外快还能富裕的，那肯定是因为勤劳节俭。
所以，懒惰奢侈之人值得同情吗？帮助了他们是善*，是仁义吗？
由此可见“施惠悦尔，行刑不乐”的治国方针是不负责任的。所谓：
“妄予不为惠，惠恶者不为仁。”
对于这番说辞，贤良文学不能认同，他们反驳道：
“三代之盛无乱荫，教也。夏、商之季世无顺民，俗也。”
什么意思呢？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哲学词汇总结一下，形而上学是不对的，分析问题需要用辩证法。
三代之治鼎盛时期，天下没有乱民，夏商末期，百姓没有不反抗的。
言下之意，民众懒惰还是勤劳，作恶还是行善，不是孤立、静止、一尘不变的。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朝廷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明君设立学校，推行教化，等*治和教化结合在一起了，仁善就会成为人的天性了。
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贤良文学的这些话没有引用先贤古籍中的原文。
不过他们的论点和《孟子·尽心》篇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曰：
“善*不如善教之得民，善*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其实话讲到了这里，已经算是在逻辑上成功反驳了桑弘羊的善民恶民，严刑酷法之说。
不过贤良文学还在继续论述，并抛出了全新的观点。
大家不是一直在讨论如何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吗？
那构建美好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所谓：
“富则仁生，赡则争止。”
你去敲别人家的门讨要一些柴火和水，就算很吝啬的人也不会不给，因为柴火和水很多。
同理，如果为*者让粮食也多的跟柴火和水一样，天下还有不仁义的民众吗？
这个逻辑没毛病，那么具体要怎么做，才能让物质财富丰富到如此地步呢？贤良文学的原话是：
“故礼仪立，则耕者让于野，礼仪坏，则君子争于朝。”
争与让是决定性因素，直接与社会贫富挂钩，所谓：
“人争则乱，乱则天下不均，故或贫或富。”
这两句话粗看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其实这里引用并高度浓缩了《荀子·富国》篇开头的内容。
荀子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群居的，依赖分工的社会，但不同的人之间差距又是很大的。
聪明的与愚笨的，强壮与弱小的，干活偷懒，抢功劳积极的。
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合理的秩序，就会出现“争”这个现象，丛林法则横行于世。
所以儒家才会创造礼仪制度，目的就是确定名分，划清大家的权责义务。
名分确定了，社会就能有序运行了，即所谓的“让”。
所以，“争”带来贫穷，“让”带来富裕，这里贤良文学其实是进一步讽刺了桑弘羊。
单纯采用严刑酷法，忽略礼治仁义，是不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好的。
二、道德教育
以上理论环环相扣，不过桑弘羊显然不服气。谁说民众富裕了，就会仁义的？
看看社会上的现状吧，博戏驰逐之徒都是富家子弟，没看见他们道德水准有多高。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背景，汉代有钱人其实已经玩的很高端了，博戏就是六博戏，汉版赌博。
驰逐字面意思是追逐奔跑，这里通常指赛马。
除此以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记载了斗鸡走狗，熬夜打猎等多种玩法。
以上案例无不证明了富裕与仁义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民众太有钱了，要么骄奢淫逸，生活堕落，要么起而为非，四处作恶。
由此可见，贤良文学所谓的建立秩序、民众富裕、道德水平提高从而建立理想社会的逻辑链是有问题的。
如果民众干活不尽力，花钱不节约，就算钱财再多还是会败光的。正所谓：
“有民不畜，有司虽助之耕织，其能足之乎？”
这句话有点歧义，“有民不畜”，网上各个版本基本都翻译成“民众不去储蓄”。
但个人认为理解成朝廷不去管理民众，可能更符合上下文的逻辑。
总之桑弘羊全盘否定了富裕和道德之间的联系。
既然富裕和道德是两个独立的，没有直接关联的事物，凭什么说富裕了就能建立美好社会？
就算百姓真的很有钱，如果不勤劳，不节俭，没有美好的品德，很快就会再次贫困。
所以想要富，还是得朝廷插手，加强管制，给大家方方面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这番说辞讲完，贤良文学照样是完全不认同的，于是从两个层次展开反击。首先：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饶乐，国无穷人，非代之耕织也。”
理论对不对，主要看实践。以前周公治国，天下没穷人，也没听说官府帮谁种田织布的。
只要确定名分，划清责任义务，降低税收，百姓自然就会富起来的。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翻译一下，朝廷自身定位应该是规则的制定者，是裁判员。
既然是裁判员，主要责任就是维护规章制度，亲自下场运动的事最好少干。
那么百姓富裕以后呢？贤良文学的论述开始进入第二个层次。
桑弘羊不是强调富裕和道德没关系吗？的确，人有钱了，不一定会仁义。可是两者绝不是毫无关联的！
《论语》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管子》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足而知荣辱。”
先贤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富裕和道德是一种递进关系。
富人不一定仁义，你绝对没法指望穷人做到仁义礼智信。
真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先让百姓富起来，之后再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所谓：
“富民易与适礼。”
如此，物质财富极大丰富，道德水准极大提高，美好的社会不就到来了吗？
三、官府职能
如果仅仅从富裕和道德间的关系看，贤良文学的言论明显是更有道理的。
所以桑弘羊直接放弃了这个话题，将主攻方向调整到了官府的自我定位与职能上。
他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
“忠焉能勿诲乎？爱之而勿劳乎？”
这句话的原意是孔子的一种教育理念，我们都爱孩子，不过不能溺爱。
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艰辛，教给他们正确的人生道理才是真正的爱。
朝廷与百姓的关系类似于父亲和儿子，所以放任自由，减少管制是很不负责任的。
官员春天亲自耕种，对穷困的民众发放贷款，建设水利工程，让轻罪服刑人员回家种田。
这么多事情做下来，百姓还有穷的，那都是不走正道的。
这里补充一下背景，官员春天亲自耕种指的是籍田礼，最早可追溯至西周。
天子和官员亲自下地，象征性地耕种几下，按照东晋干宝的《周礼》注解，其意义有三：
“一曰奉宗庙；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
发放贷款，根据史料记载，汉代既有民间借贷，又有官府借贷，当然桑弘羊所言肯定是官府借贷。
这个资料不多，各类文献只有零星几句记载，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西汉官府放贷具有救济性质。
例如《汉书》记载，汉武帝元朔元年：
“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
相当于跟官府借钱的，过了一段时间后有实在还不上的，那就不用还了。
此外汉武帝还曾通过放贷的方式，推动民众向新征服或者新开发的土地上移民。
至于水利，武帝时代相关工程不但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既有民用，也有军用。
如龙首渠、六辅渠、成国渠、白渠、漕渠、昆明池等等，成果极其辉煌。
当然征用的劳动力也是相当惊人的，比龙首渠为例，《史记》记载：
“发卒万余人穿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对于桑弘羊的言论，贤良文学接下来的反驳归纳起来，核心只想表达一个意思。
这种发展模式是本末倒置的，官府做了这么多事，钱从哪里来？代价谁承担？
他们首先引用了《孟子》中的典故：
“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敛以助不给。”
百姓中有穷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收他们的税，而不是放贷借钱。
百姓农忙的时候就少做一点工程建设，不要让他们误了农时。
西周时期召伯为了少折腾百姓，不干扰大家的生产生活，干脆跑到民间的甘棠树下断案。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春耕没人去种田，秋天没人收庄稼。
这里贤良文学侧面肯定了一下汉武帝时期的工程建设的成果，曰：
“田畴赤地，而停落成市。”
各地的大型工程确实搞起来了，成就很显著，不过是以百姓吃不上饭为代价的。
这是勤劝农桑的做法吗？至于籍田礼，官员挂着青幡，摆着土牛，表演给谁看呢？
到此为止，《盐铁论·授时》篇正式结束，本场辩论中，逻辑上贤良文学显然要胜过一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桑弘羊模式没有可取之处。
那么接下来，双方还将就什么问题展开辩论呢？我们再讲。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荀子》
《管子》
《书经》
《周礼》
《论语》
《孟子》
《韩非子》
《盐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