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相统一的思想在中国哲学的长河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期间，知与行的问题更是得到很多学派和学者的争相辩论和探讨，从而使知行关系达到了历史争论中的第一个活跃的高潮。
先秦时期开始，以儒家为主的“知行之辩”对于知行关系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儒家对知行关系的探讨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从他们对知行关系的见解中来感悟知行之辩的精髓。
孔子像1.孔子对于知行关系的理解：知行兼重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并没有对知行关系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理论，但从他对知识和教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已经包含了他对知行关系的看法。
孔子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概念，进行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同时这也奠定了“知行观”的学术基础。《论语》中关于“知”这样写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在知行这一问题上，孔子是第一个主动提出来并进行探讨的，这也是孔子对认识论最集中与完整的表述。对今后在哲学道路上各学派关于认识方面的发展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也为以后知行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根基。
孔子认为人具有很强的认知能力，而人的认知活动是人类进行的所有活动中最基本的，他对认识的主要来源与认识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待知识所持有的态度来分析人的性格。
孔子在对“知”具体分析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行”的重视，他认为人类价值的实现应该依附于他所经历的实践活动。
亚圣孟子2.孟子对于知行关系的理解：知先行后
孟子，是在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孟子将知与行的关系分为两个部分来探讨，一是知先行后；二是知行分离。
在《孟子》一书中，“心”字出现的次数很多，如此频繁也正是说明这已经涉及到人的方方面面。而相对于《论语》而言，“心”出现的次数就远远少于《孟子》。因此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战国时期百姓的自我主观意识要强于春秋时期，且这种强势也扩展到社会与生活中，思想也进行日积月累的升华。
孟子同孔子一样，认为人生下来就应该懂得知识和道理，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并将这一观念发展成为“良知”和“良能”说。同时，孟子对知与行关系相分离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
《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里将“耳目之官”区分于“心之官”，提倡要善于发现两者关系的对立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显然把“劳心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抬高了，从而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还是历史的进程中都将“劳力者”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通过一系列的表现，明确的看出孟子本质上已经将知与行进行了分离。这也表明了孟子的“良知”与“良能”说在中国的哲学历史进程中起到深远流长的影响。
荀子碑3.荀子对于知行关系的理解：知行统一
战国后期的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知与行相统一的观念，并阐述了他的想法：行可以产生知，而知也可以通过行而得到。
同时，荀子还认为“行”是“知”的目的，从而来强调“行”在知行关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说通过学习来得到的某种认识与认知是有深有浅的，得到知之后还需要通过行来进行最后的验证。而所得到的“知”即使再怎样充分，都不如通过“行”也就是实践证明那样深得人心。
当然得到真知与实践的过程并不是很简单的，荀子还认为“知”与“行”同样重要，进而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更是强调了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针对“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一观念进行分析。
他认为“知明而行”是对知行关系的概括。荀子也强调了“知”对“行”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在对“知”进行理性认识的同时产生和发展“行”，进而统一和融合了“知”与“行”的关系。
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这些都阐明了荀子对知与行之间关系的理解，即知与行应该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
除此之外，荀子还认为“行”是“知”的目的和归宿，知而不行，知得到再多也没有用。
朱熹家训4.宋明理学的知行论
进入宋代，程颐提出知行关系的学说，他始终认为有了知，行便是自然而然的。
朱熹主张“知先行后”，他继承并发展程颐的观点，认为在知行关系中，“知”应该先于“行”，在“行”之前。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派，继承程颐与胡宏主张“天理”和“天道”的观点。“二程”与朱熹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观点相似，可总结为：知本行次、知先行后、真知必能行又依赖于行、知行相须、知行两难与行重知轻。
通过这五点可以看出“知”虽然是“行”的指导，但“行”毕竟也是“知”的完成和实现而取得的实际效果。因此，行的作用又要大于知。
王阳明书5.王阳明的知行论
在中国哲学历史上，“知”与“行”作为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知行关系也成为了古今学者争相探讨的话题。虽然作为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在整个哲学史中出现的相对较晚，但“知行合一”这一思想却贯穿于儒学的始末。
《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就是告诉世人懂得道理其实并不难，而往往实际做起来就难了。
《左传》中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谈论的内容是知行难易的问题，认为求知重在运用，这说明自古以来我们都是重视践行的。
孔子把“言行一致”作为重要准则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同时，这里也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也是在讲述知与行相统一过程。道家在知行关系中则认为“不行而知”。
王阳明则在吸收这些思想的同时将知行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提出来的，王阳明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从而整理出有关知行关系思想的优劣势，并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
这与朱熹的思想产生了对立。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中的“知先行后”的知行观，他认为这样的思想会导致百姓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产生重知轻行的想法，这种想法更会滋生许多不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思想弊端。
而整个程朱理学大部分是“知先行后”的主张者，他们分离了知与行的关系链，认为只有先对事物进行了解，然后才能实践，并没有考虑知行相融合统一所带来的积极作用。
王阳明所提倡“知行合一”思想在社会处于紧急危难之时救朱学之偏，解放了百姓的思想禁锢，以此来消除之前程朱学派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