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产生新变，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异军突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众多文学流派中，犹以“元嘉体”对后世文学影响较深。而“元嘉体”诗歌所指又主要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这三位文学家、诗人所作的诗歌，故后世称谢、颜、鲍为“元嘉三大家”。在系统地了解“元嘉三大家”与“元嘉体”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这种文学流派产生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以期对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文明历程中继春秋战国以后的另一个乱世，可谓是聚少离多，唯一一个称得上统一的王朝—晋朝，也是宗室纷争不断，*治混乱不堪。后来更是朝代更换频繁，你方唱罢我登场，战争连年不断，百姓生于水火。
但是，在这样的乱世中却有这么一个时期，*治清明，秩序井然，百姓富庶，成为乱世中难得的治世，这个时期就是南朝宋朝元嘉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到底是怎样的呢？它又是怎样孕育出“元嘉体”的呢？它是怎样影响“元嘉三大家”的创作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治世气象—元嘉之治
如前所说，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元嘉一代都是难得的治世。元嘉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称号，元嘉时期也就是他在位的时期，说起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还要从他的父亲刘裕讲起。
刘裕公元年，刘裕代晋自立，正式建立宋朝，他在位三年而亡。他死后，权臣徐羡之等废掉储君刘义符，扶持刘义隆登基，是为宋文帝。宋文帝可谓一代明君，温良恭俭，《资治通鉴》中评价他：
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驰。
他在位期间，力倡节俭，广开言路，令“群后百司,其各献说言,指陈得失,勿有所讳。”此外，他重视农业，曾在元嘉八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五次下诏劝农耕桑,要求郡守县宰奖训民众“耕蚕树艺,各尽其力”,不仅如此，他还下令为农民供给粮种、减免租税，整治市调、圈山占湖等不利于农业的行为。在这一些列措施的作用下，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宋书》中对“元嘉之治”有这样的记载：
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元嘉时期的盛世气象，而元嘉三大家正好就生活在这样强盛的国家中，不免会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不自觉地描绘和反映时代发展的现状。我们在其作品中，找到了不少描绘“元嘉之治”的内容。
刘义隆本来宋朝统治者曾下令禁止世家大族独享山川之美，但是因有足够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当时的士族庄园经济还是非常发达。谢灵运的家族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谢灵运的很多诗歌就反映了他的游园生活，史载他的庄园南北三里许,东西二里徐,内有南北二山、大小巫湖,物产丰富,景色怡人。一个家族的私人庄园，都快顶的上现在的一个风景区了。他的《山居赋》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畦盯所艺,含蕊藉芳。绿葵眷节以怀露,白燕感时而负霜。寒葱镖倩以陵阴,春蕾吐曹以近阳；
除此以外，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等诗歌也是描述这种游园生活的。
另两位大家颜延之和鲍照多在一些应制侍宴的文章中反映时代气象。如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诗写的就是宋文帝体察民情，询问收成的的事件。鲍照在元嘉二十四年为庆河、济俱清时所作的《河清颂》也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描述，有这样的句子：
耀德中区,黎庶知让；恤勤秩礼，舒国贩民”；约违迫胁,奢去泰甚；世无穷人,民获休息。
这与我们前面所描述的基本相符，可见鲍照的描述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文化*策—重视文学
刘宋时期文学的兴盛与当时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心雕龙·时序》中记载：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给绅之林,霞蔚而飘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风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
这一重视从刘裕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虽然刘裕出身行伍，但是他懂得虚心学习，重视文化知识。建立宋朝以后，为振兴教育，他征召儒学名士周续之，“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而后又下诏“博延胃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相比于武帝，文帝则是“有过之无不及”，他本人文化素养极高，博通经史。此外他建立了玄、儒、史、文四学，加快了文学的独立。多次下诏整治教育，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出现了《三国志裴松之注》,《晋纪》,《史记,裴驱注》,《后汉书》等一些列重要的文化作品。
谢灵运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大的引领作用，除此以外，在他们身边还形成了诸多文学集团，这种文学集团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自己的舞台，不仅有利于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还能得到诸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切磋技术。而颜鲍谢之所以成为“元嘉三大家”，就与他们在这种文学集团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可以说，统治者的重视，对三大家诗风的养成和地位的确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社会思潮—三教并行
自汉初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盛极一时，成为社会统治思想，但是随着汉末天下大乱，儒学也逐渐走向衰微。但是刘宋建立以来，由于统治者对于儒学教育的重视，儒学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元嘉十九年，官方建立国子学，以儒学为主要教授内容，并且带动了地方办学的热潮，各地都“开置庠序,训授生徒”。官学以外，私学更是不计其数。儒学一反衰落姿态，走向复兴。
道教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玄学，虽然玄学主要兴盛于魏晋，但是却流行于整个南朝。并且它在四学中最早开馆授学，何尚之曾经
“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刘宋中后期还有诸多王公贵胄转而信奉道教，加入清谈玄理的队伍，可见当时道教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就比较大的。佛教在这一时期更是空前繁荣，大家都知道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讲述的就是当时佛教的盛况。首先，当时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比较温和，虽然有利用的成分存在，但是至少表面上表现出了支持。刘裕对鸡摩罗什的弟子慧严和僧导都礼遇有加,支持他们的传教活动，后来的宋文帝认为宣扬佛教可以平息战乱,也予以大力支持。
这种三教并行的社会思潮无异对“元嘉三大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谢灵运一出生,便被家人送到了道教徒钱塘杜明师处寄养,从小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十五岁回到家之后又开始信佛，参加过僧人举办的盛会，与诸多僧人来往密切。颜延之有反映多种宗教思想的作品，于儒学，他著有《论语颜氏注》,于佛学著有《通佛影迹》，《通佛衣钵》、《与何彦德论感果生灭》等。鲍照除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之外，还有《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香炉峰》，《佛影颂》和《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等表达自己佛学观念的作品。
阶层变动—士庶纠缠
士族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形成于魏晋，他们的势力在东晋时期达到顶峰，王谢桓庾四大家族甚至把控了整个东晋时期的军国大权。但是进入刘宋时期，士族地位有所下降，而庶族地位有所上升，二者关系渐趋复杂。
士族地位的下降主要与皇权的挤压有关。其实早在晋朝，统治者就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打压士族：晋元帝时,就曾企图用刁协、刘魄来牵制当时掌权的王氏，后来孙恩之乱中谢氏一族又受到不小的打击，直到桓氏覆灭，晋朝时期的士族算是遭受重创。
而在这些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刘裕掌权之后，更是毫不犹豫地打压士族，并且重视提拔寒门士子来牵制士族。他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削弱士族加强皇权：
降始兴公封始兴县公,庐陵公封柴桑县公,各千户始安公封荔浦县侯,长沙公封醛陵县侯,康乐公可即封县侯,各五百户以奉晋故压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娇、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
此后的文帝，明帝同样如此，文帝诛杀权臣徐羡之等，对于尽力协助他的琅琊王氏他也任用寒门秋当、周赳等人进行牵制,同时又重用彭城王义康,从而形成了寒门、宗室,士族三足鼎立的*治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士族地位开始下降，更多的寒门子弟开始有了上升的渠道，但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像鲍照这样的寒门仍然没有正经的晋升之路。而谢灵运，颜延之这样的士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在他们的诗文中都有所反映。如谢灵运被贬为永嘉太守，颜延之被弹劾免官等。
结语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通过讲述特定时期的时代背景来使读者获取更深层次的关于“元嘉体”的认识，钱锺书先生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总是在某种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范围。”可见，时代背景对于一个诗人创作影响至深。
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宋书》、《元嘉三大家研究》、《元嘉三大家诗歌异同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