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秦国能一统六国,靠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此话只对一半,秦国能持续强大下去,靠的不是一个“商鞅”,而是秦国的“客卿制度”——持续不断的从六国引进、并从中选拔出需要的人才,给予重用。比如秦惠文王时的张仪,司马错;秦武王时的甘茂;秦昭襄王时的田文、范睢、蔡泽等,后面还有吕不韦,蒙敖、李斯、昌平君等等。
当然,六国也不傻,也尝试过引进人才,但六国没有形成相应的“选拔制度”,实际效果就比秦国差很多。
西周时期的选拔“人才”机制
西周时期的选士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学校选士,二是乡里选士(乡举里选),三是诸侯贡士。前二种是直属周王领土内对人才的选拔,后一种是诸侯上贡本国的人才,算是一种宗法制下的义务。
学校选士,是指从西周教育机构大学中选拔人才,当然能入西周教育机构的人,必定是贵族子弟。乡里选士,是通过地方基层组织推举和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不过西周的“乡”不是指最底层,而是指贵族下层。另外就是诸侯贡士,诸侯有义务向天子纳贡,向天子输送人才,这叫做“贡士”,后世科举成为‘贡举’即源于此。
西周的这一套人才制度基本没影响到秦国,因为此时的秦国还处在部落时代,直到周平王东迁时,才被周王许诺为诸侯国,然后再发展二百余年,到秦穆公时代,秦国才算正式进入“封国时代”,也因此,秦国本身是没有培育本国人才的教育机制的,想要发展就必需从六国争取人才。
秦国重用“客卿”的历史因素
秦国由于地处西边,与西戎少数民族混居,所以在文化上比山东五国要落后。文化上的落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秦国本国人才极为匮乏;二是秦国并没有“顽固”的公族势力。这才有“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
而与秦处于相同时代的山东诸国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它们对客卿处于排斥阶级,比如《左传》(公元前58年)“单献公弃亲用羁”结果引起单国的襄、顷二贵族的不满,杀了单献公;《左传》(公元前年)“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理由是巩简公用外人而不用“自己人”执*,结果导致败亡——“《传》言弃亲用疏,所以败也。”
极为明确的“用人标准”
秦国选人才的目标相当明确——“能出奇计强秦者”,也就是说,只要对秦国的发展有利,不论其出身、国籍、所学门派,皆可来到秦国成为客卿。符合这一条的有商鞅、李斯、张仪、范雎等,但也有不符合这一条的,比如说荀子。
荀子曾到过秦国,秦昭襄王还特意与荀子见了一面,秦昭襄王得到的结论是——“儒无益于人之国”,儒家对“强秦”没什么作用,便没有重用荀子。
相比之下的楚国则混乱的多,竟然想请庄子为相。春秋战国时期,其它学说不好说,儒家与道家是铁定没能“强国”之策,儒家学说核心是复古,道家学说是复上古。在这一点上,秦王的判断是相当清醒。
另外就是郑国渠。秦王*十年(公元前27年)韩国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为间“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目的为疲秦“毋令东伐”韩。后来韩国的企图被发觉,秦国高层经过考虑,发现郑国渠确实对强秦有好处,秦国也不再阻止,反而加大资源支持郑国渠的建设。
“客卿制”的一般流程
六国人才入秦,首先的职位是“客”,想要升上秦国高层,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流程。第一步就是“傅纳以言”,即由秦王亲自面试,比如商鞅,秦孝公见了商鞅四次,商鞅前三次以帝道,王道,霸道之术游说,但均被孝公“拒绝”,第四次拿出真正的强国之道,才获孝公的青睐,由“客”升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如张仪,见了秦王立功之后,才为客卿;后面的范雎、蔡泽也是同样的晋升流程。
也就是说,客卿往往以言论和谋略见用,倘若获得秦君的赏识,便会立即擢用为客卿。不过秦国的客卿既无定员的限额,也无固定的执掌,随意性很大,客卿一职本身并不重要,如范雎不仅辅佐朝*,多次参谋兵事,还出使外国;李斯入秦前曾任某郡小吏,拜为客卿后主要掌律令。
不过当上客卿之后,就有机会冲击“百官之长”丞相一职。
第二步是“立功”程度。秦国因与西戎杂处,再加上商鞅变法,本身已形成了一套“军功晋爵”体系,即想要向高层晋升,就必须拿军功来晋级。例如张仪、范雎等人拜为客卿后,都要率兵征战,历时数载,充分历练,立下军功才得以拜相。这一程序,与商鞅变法规定的“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的原则一致。不过鉴于客卿与军功授官爵不同,秦朝自秦惠王开始,就将客卿制度和军功爵制结合起来,各取所长、互为补充。
再如后面的李斯,确实没有真正领兵打过仗,不过李斯在秦国的晋升却相当严格,经历了由“客——舍人——郎——长史——客卿——廷尉一丞相”的过程。
第三步即拜相,经历了以上二步,秦国君王也确信任命的丞相有能力且非六国的间谍,可以给予充分的信任。
秦国客卿的待遇
秦国对客卿为相者,不光是给极丰厚的待遇,也给客卿绝对的信任,用人不疑,将国*大事放手给客卿全权处理。
如“丰厚的待遇”,即给客卿封号分土,如商鞅相秦,秦孝公分商地十五邑给商鞅,号日商君;张仪相秦,秦惠王分五邑给张仪,号日武信君:范雎相秦,秦君封应地给范雎,号日应侯;吕不韦相秦,秦君封十万户给吕不韦,号日文信君。
相比之下,六国则“小气”许多,只有燕国封赵人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且不是常例,苏秦主持合纵、并相六国,只封君未封土,相当于给了一个名分。
另外就是“绝对的信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雎。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年)由范睢保举的将军郑安平被赵军包围投降赵国。秦昭王不仅法外施恩不予追究,反而为“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睢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
两年后,范睢保举的另一人河东守王稽“与诸侯通,坐法诛。”范睢自觉罪责深重“日益以不择”,“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假借临朝叹息“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欲以激励应侯“强起应侯”。最后以范睢自“称病笃”,荐蔡泽继任其职而作罢。
相比较而言,六国的客卿则极狼狈,比如乐毅,因换了一个君王,便无容身之地,出逃它国;赵国的虞卿几次三番建议赵王,可赵王也不听从;齐王建倒是肯重用客卿,只不过他重用的客卿是秦国的间谍。
人们常说秦国是“暴秦”,可细究秦国的人才的制度,却发现秦国非但不“暴”,反尔对人才的引进与吸收上强过六国好几倍,这不得不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