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性资本”的“性别资本”
作者简介：陈龙（1989- ），男，汉，河北人，天津师范大学*治与行*学院13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论文
摘要：在摒弃了历史残留的男尊女卑现象之后，中国女性地位普遍提高，性别文化向着和谐、光明的方向发展。然而，情况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乐观。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性别文化“被利用”现象。性别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在却被作为一种筹码、一种“资本”，被广泛用于婚姻以及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中，被部分人用来交换更好的物质生活、社会地位或其他。
关键词：资本；性别；社会性别；优势；性别资本
布迪厄在论述资本概念时谈到：社会世界是具有累积性的历史世界，因此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要引入资本概念，考察资本及其累积效应[1]。性别文化中存在的“性别资本”现象即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利用性别身份或角色来获得自身利益，它也是一种累积效应的结果。
一、 性别资本的构建
“性别”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分化现象，在现实的生活、工作以及交往过程中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资本”、一种分化标准是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传统的男性偏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联系在一起的。
儒家思想把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歧视和压迫妇女的礼教，其实质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男权和夫权的具体表现，它将女子的一生固定在一个依从他人、毫无自主、泯灭自我的整体框架范围之中。在这种封建礼教下形成的男权社会实际上是把男性的性别无形中提升为了一种资本，一种压制女性、进入仕途的资本，不仅如此女性本身就是男性资本的一部分。
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性别文化“被利用”现象。性别既是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们探寻与追求自己作为“男性”与作为“女性”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全面体现，在这个性别极易被“利用”的时代，女性的性别身份被市场文化、商业文化所利用，也就是说，人们在利用性别角色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
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形成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单独个人的动机、意图及行动的结果。一个群体能将人性的负面形象强加于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这完全是两个群体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结果，彼此追求满足需求的过程之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垄断控制力。科尔曼指出“权利既依赖权力，又依赖他人的承认”。权利结构是由行动所涉及的所有人共同决定的。“社会的认可是权利存在、消失以及转让的前提条件。权利的实施必须以权力予以保证。”[2]性别资本的构建也是经过男女双方的相互作用最终才能达成一种默认的共识。在此过程中，女性的低等地位是在社会的规训与自我规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二、 性别资本的表现形式
社会性别所指的不是孤立的男性或女性，而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讲，社会性别是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利关系的反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男女两性的地位被构建为不平等的，直接体现为男子的统治与支配地位，妇女的被统治与被支配地位。因此，社会性别优势无疑也是一种资本优势，在这种优势中男子占据着有利的一方。
性别资本造成了性别鸿沟。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治权利，女性拥有的这种核心权利比旧社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男性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在女性实质性的参与*治中，有明显的边缘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女性参*比例在低水平徘徊；女性领导干部副职多、虚职多。在男女就业及收入方面，主要表现为职业性别隔离：在劳动力市场中明显存在着“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差别现象，在具有较高技术、、地位和收入的职位上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现象。
性别失衡使性别变为一种资本成为可能。传统观念中对“生男孩”有着一种特别的倾向，这种性别失衡潜伏着人口生态危机，它不仅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这种由出生性别失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儿童成长时期并不明显，到了婚配阶段以及就业阶段就会显现，就会从隐性走向显性。如今社会中的结婚彩礼越来越高，从前几年的三四万到七八万，到如今的十一二万，一路飙升的“高额彩礼”不仅是一种遗风陋俗而且是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拥有了性别资本优势，但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对女性的隐性歧视，把女性看成了可以买卖和交换的商品。
三、 性别资本的运作机制
两性之间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可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男性秩序的根深蒂固就体现在根本无需为之提供什么证明。它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普遍有效的东西。在英语中，男人（man）这种特殊的存在成为一种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存在（man或human），垄断了“人”的名字，男性秩序借助在社会结构和认识结构之间所获得的近乎完美的相符关系，被男性和女性都视为理性当然之物。作为被支配者的妇女往往将这种思想图式普遍运用到世界中的万事万物，特别是她们深陷其中的支配关系。于是，这种权利关系化身为成对出现的各种对偶式范畴：高贵/低贱，坦荡/琐屑，深刻/肤浅，直率/隐屈等等。男性意味着支配者，与干的、南方、热的、白昼和夏天联系在一起，涉及各种官方的、宗教性的、公共的活动；而女性则意味着被支配者，与湿的、北方、冷的、夜晚和冬天联系在一起，涉及的是一些非官方的、巫魔性的、日常的活动。这些分类图式在男性和女性中灌输了相应的性别惯习，成为一种性别优势或资本，有时甚至当妇女们面对强奸之类以自身为牺牲品的攻击行为时，也会心甘情愿参与“合谋”，甚至主动去捍卫它或为之辩护。
以“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女教是封建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使妇女在精神上接受奴役，安分守己，历代衍生出许多裁定女子生活标准的书籍，如《列女传》、《女戒》、《内训》、《女四书》等等传遍了深闺绣楼，几乎成为每一个读书女子的启蒙教材，其目的是在行为和思想上对女性实施精神控制，以培养出更多的“贤妻良母”。 社会性别期望形成了一种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这种全社会普遍的对性别能力的认知使女性被牢牢禁锢在某些条条框框之中，并且广大女性自身也接受了社会强加的性别定位，心甘情愿地居于弱势地位。女性这种从规训到自我规训走的是一条漫长而鲜血淋漓的道路。
四、 性别资本的危害
资本具有价值属性，同时体现出一种生成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即一种“优势”。在社会中当性别也被看做一种资本时就会有人想要得到这种资本，因此刻意去追求，就有可能导致“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伪娘”、“女汉子”等现象的出现，这种性别特征的过度融合不仅不利于两性的正常发展，而且不利于给青少年的成长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
在传统社会，公共*治领域一直为男性群体所把持，长期处于被压迫和从属地位的女性根本无法涉足。由此，在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男权性别*治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本质主义*治观，认为*治属于刚毅、果敢、智慧、富于竞争性特征的男性，而女性才有的软弱、顺从、依赖性、情绪性等特质不适合领导职位和权力运作。在这样一个充满男权色彩、由男性意愿控制的*治权利系统中，掌控*权的男性群体其性格特征和行为作风，就被泛化为从*者的一般特征，个别女性进入这个系统很快就被它同化，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去。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得她们只能在使自己变得像“男子”的情况下参与*治，并按照男性的方式运用权力。而且女性要获得一定的权力地位，要在男权社会中获得成功，就要比男性更顽强更努力，付出更多，就要淡化或排斥自身的女性性别特征，使自己从人格特征到从*手段都“男性化”，从而失去女性“性格本真”。否则，男权性别*治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就会排斥女性，使其无法在*治领域生存。因此，权力领域的许多女性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自己的性别意识，甚至不愿正视自己的性别身份。历史上，无论是权倾一时的武则天还是慈禧太后，在其掌握最高的实际权力之前，早已把自己男性化了，从而采用男性君主统治者的方式管理社会，甚至效仿男性统治者“招妃纳妾”、蓄养男宠以寻欢作乐。而慈禧的“老佛爷”之称，就是她极力隐去女性身份以行使男性权威的最好注解。[3]
当代中国妇女是解放的妇女，但在实际生活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男性仍然是一个相对具有性别优势的群体，致使在现实中造成“花木兰式境遇”，“花木兰”、一个化妆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最为重要的镜像。女性在她们获准分享话语权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特有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独特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参与职场生活、社会生活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准确地说是男性的假面后面。于是，解放的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唯一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承受着新的无名、无语的重负，承受着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方面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奉献于社会；另一方面则是不言而喻地承担女性的传统角色。新的法律和体制的确使女性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未能摆脱、甚至强化了“花木兰”的困境：一个分裂的空间，双重的、沉重而虚假的性别角色。[4]
五、性别资本的未来趋势走向
在当今社会，分析社会现象时性别仍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性别作为一种隐性资本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并非朝夕之功，必须运用*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手段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为两性的和谐发展与共同发展营造一种平等、公平和正义的软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女性获得与男性一样宽广的“人类潜能空间”，两性不会因为性别而遭遇不公的待遇或伤害，不会因为性别而影响个体全面发展。当然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推动性别平等必然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各种社会*策的推行以及女权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性别资本的作用将逐渐消失，性别差异将不再是人们就业、流动的阻碍因素，社会上将会形成真正的男女平等。（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治与行*学院）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26页。
[2]Coleman， J.S.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Pp.. 转引自：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8页。
[3]陈桂荣.《和谐社会与女性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4]王风华、贺江平.《社会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