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义利关系问题，前人多有论述。春秋时代，晋国大夫丕郑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义会产生利，利会满足人民的需要晋国大夫里克又说:“克闻之:夫义者，利之足也。”义是利的足，足怎么理解?义是利的支撑，没有义，利就像鼎没有足那样，要倒掉，立不住，或者立不正。孔子提倡礼治，他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之大节也。”建立礼制是为了实行义，实行义是为了产生利，有了利就可以平定人民，这是*治的基本环节。
义利旧说
礼，实际上就是制度，制度是对社会关系的合理规定，既是限制，也是保证。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随心所欲，必然要竞争、混乱。所以需要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就是礼的一个功能。同时，弱者在礼的保护下得到应有的满足。从这种意义上，礼有养的作用。礼的限制与保证的两种功能，荀子借用道家的说法:“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刘禹锡举过这样的例子:群人到野外旅行，大热天，人们走得又累又渴的时候，发现前方有一棵大树，一汪清泉，强有力的人一定先跑去饮了清泉再坐在大树下乘凉。
而老人和高贵的人就无法与强有力的人竞争。要参加隆重的典礼，或者参加什么高级宴会，那就要论资排辈，老人和高贵者排在前面，入了上座，其他人按等级次序入座，强有力的人在这里就不敢凭自己的体力而抢先，因为这里有“礼”的制约。礼限制了强有力者，保证了老人和高贵的人优先入席，高居上座。“人理”，就是人事关系的道理，也叫礼义。圣人制订了礼，人们按“礼”办事，就是合理、就是义。义就是宜，适宜。办事公平合理，处事适宜，大家感到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就高，产品就多。产品是利，产品多是大利。义能生利，这种思想很深刻。相当于现代的说法:处理好人事，能促进工作顺利完成。
处理好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加产品。生产关系主要是产品分配的问题。当人们造字的时候，也许正是畜牧业兴盛时期，他们把“羊”当作财产、美味的象征。义字，繁体字是上羊下我，写作“義”据王国维考证，我字是古代兵器。用兵器对着羊，有的说是保卫羊群，有的说是宰杀羊。儒家又说:“义者，宜也。”据考证，宜是在砧板上切肉的象形字，那么，义就是指杀羊切肉。为什么?大概指公平分，即产品分配。
如果羊由一个人独占，那就不义。羊是当时主要财富这样，我们可以体会出，义的本义是杀羊切肉，是分配羊肉。后引申为合理分配财富，再引申，办任何事，合理的都是义。什么是合理的?在封建时代建立了一套礼的制度。符合礼的就是合理、就是义。所以，孔子说“礼以行义”这样，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义的通义是宜、适宜、合理。
义利新证
荀子认为义和利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且是天生的，尧、舜圣君不能去掉人民的欲利之心。桀、纣暴君也不能去掉人民的好义之心。但是，在民心中的义与利对立双方的胜负决定了风气的好坏、社会的治乱。“上重义则义克利”，“义胜利者为治世”;“上重义则利克义”，“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义利两者，义重于利。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义利观，特别继承了荀子的义利两有、义重于利的观点，并进行了新的论证。人首先，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天生人的时候，就已经给人安上了义与利、即好义欲利的本能。谁也不能把它去掉。这与荀子的观点完全一致，就是论证时加上个“天”，使义利成为人的固有本性。
其次，董仲舒详细论证义重于利的道理。他认为:义和利都是人所必须的，只是所满足的方面各不相同，“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体莫贵于心”，所以，养心的“义”也就比养体的“利”重要了。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如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闵子骞等人，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贫贱者，但是，他们“有大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他们贫，“甚无利”，特别缺钱，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有大义”，做了很多合理的事，表现了高尚的道德，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荣、满足，生活得非常快乐。也就是说，物质生活虽然困难些，精神却很愉快，很充实。生活感到乐趣，充满希望。
另外一些人与此相反，他们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甚有利而大无义”养尊处优，作威作福，物质生活极端丰富，精神却是空虚的。由于干的坏事多，他们有的死于犯罪，有的死于优愁，都没有快乐地活到老，董仲舒从此得出结论: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义对人的生活比物质财富更重要。义对于人的生活既然比利更重要，那为什么许多人却往往“忘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呢?
例如有的人本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生活在一个小康家庭中，物质生活有基本保证，生活很舒心。后来“忘义而徇利”，参加赌博，赌场失败，欠赌资很多，于是就开始借债、偷盗、贪污、抢劫、谋财害命，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这条忘义徇利的道路通向贼身祸家的坟墓，为什么不断有人沿着这条路走向毁灭呢?又如有些人当了官，拿了足够养家糊口的俸禄，又有非分之求于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结果自然是身败名裂。这也是一个万人坑，不知埋进去了多少人!他们为什么“忘义而徇利”?他们不知道义比利更重要?他们为什么不知道“义重于利”?
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利对人的好处是近的、小的、容易感觉到的，而义对人的好处是远的、大的、不容易看到的。而庸俗之人容易看到利的好处，不容易看到义的好处，所以，“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难怪人民都去争利而不积极行义这正是孔子所谓“小人喻于利”。喻指明白、知晓。小人知道利的好处。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君子与小人相对。孟子就把这个与小人相对的君子称为大人。反正都一样，都是指比老百姓高一层的人，或指统治者，或指附属于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在先秦时代，人分许多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民，是分法。《左传》昭公七年载“人有十等”，指: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十等不包括天子。王指诸侯王。在爵位中有公、侯、伯、子、男，也是不同等级。士是不必从事体力劳动的自由民，随时可以进入官僚系统。士以上为官，士以下为民。荀子认为“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士以上都以讲利为羞耻，“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货财”。通货财，即买卖，商业活动。把孔子、荀子等儒家思想联系起来看，就是认为士以上的各级官员应该知道义，实行义，而不要与民争业、争利。而民只知道利。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义。后来，社会发展以后，民也都知道义，并且多能好义、行义。
行义要从上到下
西汉的现实是:社会财富相当丰富以后，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在社会上，“或至并兼豪*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各级官员互相攀比，穷奢极欲，房屋和车辆、服饰无限地升级，远远超过制度。地方的土豪劣绅结*营私，称霸乡里。董仲舒也知道当时富贵人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互相比赛阔气排场，乡里的小头目也像国王那样尊贵，完全是一个地头蛇，土皇帝。乡里的富人也积累很多财富像贵族那样。社会上有这种不良风气，董仲舒认为都是由于人们不认识义利的正确关系。为了纠正这种风气，董仲舒主张从上到下贯彻“义”的意识。皇帝是在权力的宝塔尖上。因此要从皇帝做起。他说圣人有远见卓识，知道义的好处，就要“显德以示民”，做人民的表率，带头行义。
他认为:“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皇帝显示德行，就是有道;不显示德行，就是无道。对于皇帝的带头作用，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皇帝是国家的元，元就是源，开始。皇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天下万物的关键。它的发动，就是荣辱的开端。发动适当，就会得到荣誉，发动失误，就会得到侮辱。皇帝言行的差别只有一点点，却要产生巨大不同的实际后果，而且是无可挽回的。
所以，当皇帝的人要特别注意每一件事的开端，要深刻认识自己对天下百姓的巨大影响和对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作用。皇帝应该怎么办呢?其他诸侯应该怎么做呢?董仲舒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即义。做任何事要追求的是正义，而不要谋求利，要明白如何做才符合道理，而不必计较功效。也就是说，做什么事只要求合情合理，不要计较有什么功效，也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
对于这两句话，后人有许多不同的评论。历史上有一些人以自己的私利为最高标准，对自己有利，什么亏心事都敢干对自不利的事情无论多么合理，他们也绝不干。对于这种人，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这句话不正是对症所下的药吗?不谋利，不是拒绝任何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董仲舒也主张尊贵者在服饰上应有所表现。主要是说名利要在正义的条件下获得，通过歪门邪道获得某种利，那是可耻的。
后有人利用这句话，要别人为了“义”而放弃“利”，而“义”却是他们自己的私利。黄宗羲就说皇帝把自己家天下的私利当作天下人的“大义”、“公义”，要天下人民放弃自己私利去为皇帝的私利服务。在这里就有如何理解义、利以及义利关系等问题。对概念理解不同，对命题的理解也会大相径庭。的至于功效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办一件事，办得对不对好不好，效果是重要的依据。例如医生用药，把病人治好了，就说明医生诊断正确、用药合理。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诊断错误、用药不当，却巧合治好某种病。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概率问题，治愈病人多，就是高明医生。由于世界是极其复杂的，各种事物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种事物的效果却是有许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同样治理一个县，丰收，可能是治理顺民心的结果，也可能由于气候良好。歉收，可能是治理不好，也可能是遭受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因此不能仅仅依据是否丰收来确定地方官的称职不称职。另外，有的县歉收了却被许多人不断赞誉，是因为长官向近臣行贿的结果。有的县丰收了却遭到多方攻击。这就是“齐威王以毁封即墨大夫，以誉烹阿大夫齐威王即位以后，委托卿大夫去料理*事。
九年以后，出现*治危机，内外交困。齐威王只好自己动手处理*务。他把即墨大夫召来，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大夫以后，每天都有人来说你的坏话，毁谤你。但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田野开辟，人民富足，官吏处理*务效率高，速度快，使那里的社会安定。这是由于你没有贿赂我周围的人来求他们替你说好话。”就封即墨大夫万户，相当于万户侯，成为轰动一时的重奖。齐威王又召阿大夫，并对他说:“自从你任阿大夫以后，每天都有人在我面前赞扬你。但是，派人去阿视察，发现那里田野荒芜，人民贫苦。赵国进攻甄国，你不能救授。卫国攻占薛陵，你还不知道内*外交都做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你好话呢?那是因为你用很多钱去贿赂我周围的人，求他们赞誉你。”当天，把阿大夫烹了。同时也烹了平时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
一封一烹，齐国震惊，人人不敢说假话，齐国大治。这对于解决积弊不失为种容易见效的好办法。所谓“积重难返”，恐怕只是决心不大，或者投鼠忌器。去伪存诚，是齐国大治的关键。弄虚作假成风，不可大治。从阿和即墨的情况来看，听到的假汇报和看到的真情况是不一致的。后来的社会又有了发展，有的人可以做出表面的假情况给你看，不深入调查研究，就会被假象所迷惑。派人去调查，他们也可以用重金收买派去的人，或者通过各种手段让调查者回来汇报假情况。这就要非自己下去不可了。总之，自己下去深入调査，才能了解真实功利，然后再认真研究，看是否符合道义，这样才能确定是非功过，才能实行有效的赏罚以劝善惩恶。
结语
另外，有些事效果易见，有些则难见。以法治常易见，教化的效果则难见。卫鞅论道，秦孝公要霸道而不要王道，原因就在于此。后人急功近利，都喜欢大兴土木，广修宫殿、楼宇、陵墓，颁布严刑峻法，务求令行禁止，唯我意志是从。而进行教化，事情复杂，见效慢，很多统治者不感兴趣。这些统治者不重视教化，是不知道教化的深刻意义。因此，要考察功效，容易被短期的、表面的功效所迷惑。董仲舒强调“明其道”，是强调当事者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努力程度。至于功效不必急于计较。也可以说，出于种种原因，可以不计较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