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和荀子常被人们视作儒家代表,但是,孔孟和荀子所开出的治世良方却大相径庭,而更令人玩味的是,儒学大师荀子门下却培养出两个“法家巨子”,足见荀子思想当得“承儒启法”四字。
荀子(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三次担任齐稷下学宫祭酒,两度出任楚兰陵令,晚年遂蛰居兰陵县著书立说,收徒授业,终老于斯,被称为“后圣”,得与孔孟并称。荀子与孔孟相通之处甚多,所异之处却关乎根本:天人之道。孔孟认为,天道是人类存在的超验本体,也是人类的人格化依怙,怎么判断天意?在现象界有可见的衡量标准,即老百姓是否拥护,这也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
荀子也以天来解释人类的来源和存在的意义,但他的天不是超验主义的本体之天,而是经验主义的自然之天。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显现的客观规律和真理就是“道”,“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的思路很清晰,他拒绝给天赋予玄虚的超验色彩。他认为,本体之天是含糊的,经不起推理,如果像孔孟一样以天裹挟人来解释世界,终究说不清楚,应当剥离人为赋予天的超验色彩,将其还原为经验之天、自然之天,才能把人从孔孟含糊的本体之天中解救出来,天与人各司其职,也相互配合,“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还指出,虽然人是天的产物,但人和天是经验世界的主体和客体,天既没有人格化的情感,也没有人文的意蕴,天是可以决定和影响人存在的客观实在,相对于有限的人来说,天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完全知晓天,故“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不过,在荀子看来,虽说人的形体、精神、情感都来源于自然之天的养育,但人可以“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也就是说,人不但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认识客观之天,而且可以改造和利用它。“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以“制天命而用之”涤荡了孔孟之天的神圣性和人文性,人生的价值不再是“体天悟道”,而在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合理安排经验世界,“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这种思想无疑是十分“前卫”的。
天道如此,人道如何?性善还是性恶?对此,孔子没有明确表态,孟子则强烈主张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人性的善恶上,荀子公开和孟子叫板,他说:“今之人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认为,人天生就喜好私利,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争夺;人生来就有嫉妒仇恨的本性,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残害;人生来就有满足感官享受的欲念,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淫乱。“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可见,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通过内求无法显现善德,必须向外学习才能获得。
那么,平凡人如何获得善呢?荀子认为,通过圣人外在的教化即可。“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当然,圣人的本性和大众一样是恶的,但圣人能化性起伪,学而能,事而成。既然圣人是常人通过学习积累而成,那人皆可得善,人皆可成圣,反倒与“人皆可为尧舜”殊途同归了,是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是也。
当然,上述观点如以孔孟视角来看,只能培养出行为规矩的庸人,与成仁成圣等追求毫不相关,属于旁门左道。但这对法家来说却不啻为理论基石一般的存在。归根结底,荀子认为天道不依人意,自然本无道德,需借用礼教以纠“恶”;法家则顺此而推论,天变不足畏也,人性本为恶也,礼教不足恃也,惟“赏罚”二柄为治国理民“利器”。如此一来,荀子之“承儒启法”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