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庄襄王去世的时候,继承君位的秦王*,只有十二岁,远未到亲*的年纪。因此,秦国在形式上由太后临朝主*,其实是吕不韦主持着朝*。吕不韦水涨船高,在文信侯、丞相之外,又多了一个“仲父”的尊号,说他是权倾朝野、盛极一时,一点儿也不夸张。话说回来,在这番烈火烹油的背后,吕不韦的处境其实挺尴尬的。
首先,吕不韦是商贾出身,社会地位比较低,向来被人视作吃闲饭、使奸诈之徒,既不创造社会价值(不事生产),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逐利好争)。特别是在推行重农主义的秦国,这条由商人垫底的“鄙视链”,令吕不韦浑身不自在。其次,吕不韦常年游走江湖,深谙经商致富之道,但要说从*,他的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如今坐享“仲父”之尊、高居丞相之位,一举一动、一念一思,都关系到秦国的未来,若是拿不出全面而系统的谋略,岂不是尸位素餐?必会遭人诟病。位高未必意味着能力提高,权重未必意味着本领增强,要适应新岗位的需求,从头学起恐怕是来不及了,但吕不韦自有捷径可走:效仿“战国四公子”的套路,广纳天下贤士才子,为自己所用。正如廉颇的门客们所讲,“天下以市道交”,吕不韦有权有钱,不愁没人来应召。
吕不韦呢,倒也不挑不拣,不管对方兜售哪家学说,只要能说会道,一律收留下来,很快就招揽了三千多食客。这么多食客全靠吕不韦养活,当然不能白吃闲饭,他们集体编纂了一部旷世之作《吕氏春秋》,成为吕不韦在秦国的施*纲领。据史料记载,深谙传播之道的吕不韦为了扩大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还将其公之于众,声称如果有人能增删一字,便赏赐千金,成语“一字千金”就是从这儿来的。
总体而言,《吕氏春秋》作为一部思想论著和施*纲领,不同于以往的诸子百家,最大的特点是“杂”,正如书中所言:“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当然了,“假人之长”并非开杂货铺,乱七八糟什么都往里面装,而是以道家学说为根基、儒家学说为主干,兼容并包各家学说的有益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兼儒、墨,合名、法”,后世称之为“杂家”
《吕氏春秋》能成为秦国现阶段的施*纲领,虽然有吕不韦个人的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秦国所处的形势,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秦国王天下的迫切需求。当今天下是什么形势?《吕氏春秋》归纳为“周室既灭,天子已绝”,因此“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在纲纪尽坏、胜者为王的时代,如何快速而稳固地走好兼并天下的每一步,堪称摆在秦国新一代执*者面前的时代之问。
若论速度,自从范雎推行远交近攻战略以来,秦国蚕食诸侯的步伐明显加快,仅用十来年,便将赵、魏、韩三家近邻,收拾得惨不忍睹、了无生机。然而,除了让对手尸横遍野、白骨累累以外,秦国又得到了什么呢?范雎曾经信誓旦且地说:“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但这虽然解决了魏冉之流,借公权而谋私利的问题,却又陷入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怪圈。
这里面固然有山东诸侯不甘失败、奋起反击的原因,但从秦国自身来讲,按首级论功晋爵的制度,其弊端越来越不容忽视。秦军背负着虎狼成性、暴虐嗜杀的恶名,想让被征服者“革食壶桨,以迎王师”,岂不是痴人说梦?毫不夸张地说,秦军每占领一个地方,总会招致残余势力、土著贵族合力反扑,数易其手也就在所难免了。要镇压反扑、防止生变,就得分兵驻守在各地,随着地盘不断扩大,秦军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又如何集中力量重拳出击?
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困局,《吕氏春秋》重点采纳了荀子的“义兵”之说,提出了“诛暴君,而振苦民”“攻无道,而伐不义”的理念,称秦国征伐各方诸侯,不是为了王天下的一己之私,而是向无道暴君宣战,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口号谁都会喊,关键是落实到具体的军事行动上,如何彰显这样的理念。
《吕氏春秋》提出,秦军每攻取一地,都要“救民之死”“除民之仇”,将战事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尽量降到最低,同时不再片面追求斩获首级的数量,普通战俘一律释放。通过采取这一系列怀柔*策,充分彰显秦军兼并诸侯的道义性,以期达到“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的至高境界。
用现代的话来说,战争是流血的*治,战争终究是为*治服务的。三分军事、七分*治才算是成熟的战争、成熟的*治。正所谓“上兵伐谋”“攻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