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经典中的经典，智慧中的智慧。
《周易》是中国文化之首，此“首”有二义：
一是从时间说，是源头，中国文化的源头。《周易》之后的文化现象大多不同程度地受到《周易》的影响。追根溯源，纲举目张，“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荀子·劝学》），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
二是从内容、地位说，很重要。《周易》基本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框架。五经有两种排列顺序，若从内容重要程度排，《周易》为首；若从普及程度排，《诗经》为首。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文，史，哲，文、史、哲的核心是哲学，哲学的核心是儒、道，而儒、道的渊源是《周易》。儒、道两家都推崇《周易》，都把《周易》奉为其说的经典，都通过解说《周易》发扬其说，其实是各取所需。
儒家更多继承了阳刚，积极进取的一面，在《周易》是“君子终日乾乾”（《乾卦·九三》），在《易传》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孔子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在《左传》则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使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断觉。
道家更多继承了阴柔、退隐不争的一面，在《周易》是“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坤卦》），在《老子》是“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往低处流，滋润庄稼，告诫君王要模仿水之德，贵柔守雌，退隐不争，无为而无不为，造福于民，让利于民。这类似佛家所言的“舍得”，物质的舍，换来精神的得，换来君臣对君王的拥护，换来*权的稳固，社会的和谐，故康有为说：“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老子从阴柔之道中感发出君人南面之术；庄子则从中感发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以顺其自然为方法，追求逍遥自在，得尽天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阴阳相济，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
儒家以《周易》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首，道家以它为“三玄”（《老子》《庄子》《易经》）之一，无论是研究天文，地理，哲学，*治，兵法，道德，还是医学，文学，武术，气功，都以《周易》为鼻祖。
孔子晚年非常喜欢《周易》，几近痴迷，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认识到《周易》的实用价值，认为读《周易》可以提高修养，少犯错误。《史记·孙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周易》原本是用来占卜的，孔子却对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学感兴趣，孔子说：”《周易》可使刚正的人知道如何提防危险时，软弱的人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使无谋的人不会胆大妄为，使奸诈的人去掉诡诈之心。
孔子已经悟出《周易》的潜台词，任何结果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既有我们个体不能掌控的天命，近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因素，也有我们能够掌握的德行，近似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观因素，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结果吉凶不同，主要源于个体的道德修养不同，主观内因是关键因素，客观外因只是次要因素。孔子明确指出，个人的德行决定吉凶祸福，他说：“后代学士可能会有人因为我喜欢《周易》而怀疑我，我读《周易》只是探寻道德修养的内容，我与史官，巫官同是运用《周易》，但目的不同。君子于德行中求福，由此祈祷上天保佑的祭祀活动会越来越少；在仁义中求吉，由此问询天意的卜筮活动会逐渐消失。”
人们祭天是祈求上天的保佑，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占卜的目的是预测未来结果的吉凶，而《周易》告诉你，结果吉凶是由你的仁义道德决定的，结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祭天占卜的行为也就会逐渐减少了。《周易》是借助上天的权威，激发人们的主观积极性，命运不皆由天定，更多时候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个体的道德修为决定未来的结果吉凶，我的未来我做主。面对接受无法改变的客观，改变可以改变的主观，也是一种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