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历史上的先贤虽然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同，但其目的却殊途同归。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讲的都是经国纬*的治理方针。
诸子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管子、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家。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
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许多学派纷呈，众多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中国术语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百家争鸣时期。
儒家子弟，多为主管教化的士大夫。这些人和顺阴阳，昌明教化，在修养个人道德品质的同时，倡导统治者为*以德。因为儒门子弟大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所以在后世获得了“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的美誉。
然而，儒家所倡导的《六经》虽然涵盖的方面非常多，但着力点却比较少。这套宏论面面俱到，却不够深入。正因如此，司马谈才会批判道：“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信奉道家的先贤，多为史官。这些人亲身参与了历史，亦成为历史的记载者。对于历代存亡、福祸的教训，这些人往往是洞察最深入的，所以他们往往懂得执*的根本所在。
道家子弟倡导的是清静无为的发展方针，并以此作为治国安邦的不二法门。“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这一出自《周易》的理论，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
不过，道家在传承的过程中亦出现了许多“不肖子弟”，他们违背了“有度无度，因物兴舍，圣人不巧，时变是守”的基本原则，不分时代地强调清净虚无。而且，后世“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思想，亦是源自道家。
法家顾名思义，就是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子弟，多为王朝中的司法官。法家子弟能够清楚地看到“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於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这六项于国有大害的弊端，真可谓是明察秋毫。
在法家子弟主张消除“六患”的过程中，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引发统治者施展“疑诏诡使、倒言反事”之术的情况。在以法家为尊的朝代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统治者摒弃人伦劝导，一味地进行阴谋算计的现象，这便是法家思想的弊端所在。
历史上的名家，多为司掌礼仪的官员。在古代，阶级地位泾渭分明，不同阶级不得僭越，所遵循的礼仪也截然不同。《史记》有云：“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可见，在太史公眼中，名家“引名以求实”的优点是弥足珍贵的。
然而，许多吹毛求疵的人以此来治理江山，致力于虚名之上，反而忽略了实际。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兴盛后，名家陷入了“使人俭而善失真”的恶性循环。
墨家子弟大多在封建王朝司掌宗庙，这些人以苦行修身，是封建史上第一批提出平等观念的学者。墨家中的反战思想、文化传承思想，皆是这一学派的长处，亦是值得后世沿袭的地方。
不过，任何学派中都有“不肖子弟”，一些墨家信徒在实行主张的时候，违背了“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骄贫，壮不夺老”的初衷，过度地拘泥于外在形式。这种空洞的做法无疑是舍本逐末的，于治国没有丝毫益处。
纵横家是东周特有的产物，后世的外交官多为纵横家子弟。正所谓“饰辩辞，设作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从这段话中我们大体可领略到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在进行纵横游说的过程中，时有外交官为了既得利益进行欺诈，违背道德礼义，这便是纵横学说之弊端。
历朝历代的谏官，可称得上是从杂家中分离出来的。杂家兼容并包，糅合各大学派的主张。这些人时刻保持清醒，明白治国之道需融会贯通，汲取各家之长。从各个学派中汲取优点，这是杂家的优势所在。
不过，如果是一些胸无点墨之人搞起杂家，便会出现过度追求广博而失去重心的情况，“漫羡而无所归心”。太过驳杂，往往抓不住重点，历代庸*之始大抵于此。
由此可见，诸子学派各有优劣，没有任何一门学派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想要治国，需顺应时势，因地制宜。古人的智慧虽发人深省，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却要“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唯有灵活运用这些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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