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汉代经学传承的研究，是儒学与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相关史料，孟子对“六经”传承的贡献应是巨大的。《孟子》中大量引用《诗》《书》即是明证；孟子晚年主要是与弟子们“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荀列传》），反映出他是以传经为终生之志的。晚于孟子二十余年的庄子在《庄子·天下》中提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这正说明，孟子的巨大影响导致了孔孟故里的经学传承风气之盛；孟子所在的邹国，也从鲁国之附庸一跃而成为文化上“邹鲁”并称的儒学高地。此后历代读经崇儒的风气被称为“邹鲁之风”，足见孟子传经贡献之大、影响之深。
然而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研究却素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肯定“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后又指出，“孟子既没，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尽矣”。此后，历代学者论及汉代经学传承多惟荀是举，而少言孟子之功。如清代学者汪中《荀子通论》认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皮锡瑞《经学历史》、钱穆《国学概论》也持论相似。蒙文通在《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中曾提出“孟氏言礼、言《春秋》为今文祖”的观点，然而在汉代经学传承问题上，重荀轻孟的观念却始终占据上风。近些年，虽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