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位大才子都有口吃，但他们都能扬长避短，以手中之笔代口，写下了许多思想深刻，影响深远的文章，从而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
说起有口吃的历史名人，许多人可能会想到“期期艾艾”这个成语。没错，“期期艾艾”成语中的主人公，西汉的周昌和三国的邓艾确实都有口吃，也都在各自所在的朝代上位极人臣：周朝当过御史大夫、赵国国相，封汾阴侯；邓艾当过兖州刺史、征西将军、太尉，封关内侯、方城亭侯、邓侯。不过，周昌和邓艾并没有像我们接下来所要谈到的韩非、司马相如以及扬雄那样，为我们后人留下影响深远的文章。
1、韩非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的贵族，荀子最杰出的学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后人尊称其为韩非子或韩子。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韩非所生活的时代，韩国已经日暮西山，但韩非仍然希望韩王能励精图治，屡次上书规劝，但韩王始终不采纳他的意见，反而把韩非作为棋子派到秦国。韩非来到秦国，受到秦王嬴*的礼遇，却遭到同门师兄弟李斯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
韩非有口吃，常常无法用口来完整表达自己表达的思想意思，又不容于韩国，意见不被韩王重视，于是转而著书。韩非一生著作颇丰，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五篇，十余万字。
韩非的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据说，秦王嬴*见到《孤愤》、《五蠹》，曾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2、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司马相如不仅有糖尿病，还有口吃，却很善于写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常有消渴疾”，“口吃而善着书”。
司马相如也曾出仕当官，还曾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但司马相如在官场上的成就以及对后人的影响，远不如他在词赋上的成就。
司马相如善于写辞赋，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其代表作品《子虚赋》词藻富丽，结构宏大。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赞叹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此外，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3、扬雄
扬雄扬雄字子云，与司马相如一样也是蜀郡成都人。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酷好辞赋。但扬雄“口吃不能剧谈”，只好“默而好深湛之思”（《汉书》语）。
扬雄40岁始游京师，被时任大司马的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汉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但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坠阁自杀未遂。后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
晚年，扬雄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可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因为有口吃，韩非、司马相如、扬雄在官场上都不如意，但他们最终都能用笔写下自己的思想，写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可谓是扬长避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