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历史文化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在央视纪录频道热播，该片着眼于“百家争鸣”时期波澜壮阔的齐鲁文化发展史，最大程度地尊重历史、还原文化发展脉络，以纪录片的方式将齐鲁文化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视野，是讲好中国故事“山东篇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典型范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持续推出相关主题评论文章，让我们共同走近“稷下学宫”，一起触摸东方文明进程的悦动脉搏，探寻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源头。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成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在稷下学宫建立发展的约一百五十年间，无数学者在此评议时*、传业授道，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主张与文化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期的思想*治格局，更长久地塑形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正如李泽厚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到：“展现为文学、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现象，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一种民族的智慧。这里的“智慧”，是指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形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家国情怀：基于血缘纽带的爱国主义与济世情怀
任何民族性、国民性或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任何思想传统的形成和延续，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的根源。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从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经历了各种经济*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的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与之相关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地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聚族而居”是古代氏族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血缘宗法观念和婚姻制度下，血缘认同逐渐产生地缘认同。诚如费孝通所指出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看做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在稳定的社会中，地域关系又是血缘关系的扩展与延伸，“家”与“国”来源并依托于同一类“血缘文化*治共同体”。孟子所强调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即是天下、国、家一体同构的明确表达。“家”与“国”便成为了一个在结构组成上是一体同构的，在利益关系上是互利共存的，在价值追求上是荣辱与共的连结体。在深受家国同构思想观念影响的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从情感认知的维度体现出了三重维度的家国情怀：对家国归属认同、家国责任使命、家国危机荣耀的感性认知，具体体现在努力创造适用的学术理论为国家现实服务。稷下学宫便成为了实现“以道治国”的重要桥梁与关键媒介。例如：韩非子身为韩国的王室成员，眼见韩国日渐衰微，夸夸其谈之风弥漫朝野，深感痛心。他多番上书劝谏韩王，却无人欣赏，韩非子长久地处于一种大志不得申的孤愤中。当他被秦王掳去，在一次决定是否对韩国出战的商谈中，他不顾自己的口吃拙言，为了保全家国，挺身而出劝止秦王，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家国情怀与后世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本质上是一样的。
二、实用理性：实现*治抱负的学术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在先秦时期，各国君主争霸与追求统一是最大的时代命题，对人才的招纳成为各国共同的追求。齐国设立稷下学宫的目的就是让稷下先生为齐国*治服务。稷下先生通过将自己的学说理论与君主的*治需求接轨，来达到提供*治咨询和参*议*的目的。除此之外，稷下先生还会主动劝谏君主，通过纠正君主的不良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治理想，如淳于髡善于用隐语的形式来劝谏只知道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的齐威王。他曾对齐王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通过将君主比作“大鸟”来提醒其要勤*治国。劝谏者中不仅有地位较高的稷下先生，布衣出身的邹忌同样善于通过隐喻积极劝谏齐威王。他通过琴理中“大弦音”和“小弦音”的配合来暗示齐威王要注重“君臣之道”。经学者们几番劝谏之后，齐威王不再耽溺于歌舞享乐，开始励精图治，带领齐国走向改革之路。在马陵之战中，齐威王采取了孙膑的军事计策，帮助齐威王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稷下学宫对于齐国的回馈正式显现，最终助力齐国确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地位，齐国走向辉煌。除了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士人们的学术主张同样深刻影响了战国时期的*治格局和历史走向。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通过“合纵连横”的战术游说齐愍王攻伐东方五国：燕、赵、韩、魏、宋，使得齐国成为众矢之的，五国合力伐齐，齐国国力极盛而衰。东方六国彼此征伐不休，内耗不已。而最西边的秦国则趁机蓄力，战国七雄势力格局发生转变，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三、伦理价值：坚守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
在纪录片中，有一条以儒家学者为主体的叙述线索，介绍了孟子、荀子和叔孙通等儒家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观念和*治命运，呈现出儒家思想坚守仁义道德理想原则的特征。孟子两次入齐国，第一次入齐国时，他主张“道德仁*”，但并未得到齐王的重视。于是，他舍弃了齐王承诺的高官厚禄而去继续追求仁*主张的实现。第二次入齐国时，他位列三卿之一，身居高位，积极地用礼乐教化和仁*的思想去劝谏齐宣王。然而，齐宣王最需要的还是具体可行的“霸道”，而孟子推崇的“王道”则是一种以德性与德行为指引的*治哲学，实践指导性差。二者理念和性质上的根本差异集中体现在了齐燕之战中，齐宣王并没有采用孟子退回齐国的建议，而是欲彻底吞并燕国，燕国人民奋起反抗，齐军惨败而归。孟子从民本思想出发，切实考虑到了燕国民众的利益，而齐宣王为了自己的征伐野心忽视了民众的利益。由此可见，孟子“王道”之*治哲学与田齐“霸道”之强国理念可谓壁垒分明、互不相容。荀子二次入齐时，齐国正处于战后百废待兴的萧条景象，荀子成为了当时齐国最有影响力和地位的稷下学者。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曰: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子为适应当时的齐国现实，在儒学范畴内吸收法家思想提出了“隆礼重法”，但实践性不高，因而未受重视。秦朝初步建立后，大量儒生仍对旧有的西周礼乐制度抱有强烈的向往。提出“恢复西周礼仪制度和分封制”的要求，这违背了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目的，最终秦始皇为排除异己，采取了焚书坑儒的*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百家学说都大受打击。这段时期内，被后世誉为“伟大的拓荒者”的叔孙通在现实*治与儒家理想之间周旋，终于等到了汉朝初立的恰当时机来推行儒家的礼乐制度。保全了儒家礼法的传承。可见，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们在乱世中仍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抱负，有的为理想而付出生命，有的忍辱负重只为等待合适的时机，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对仁*理想的坚持和对功利的摒弃。
四、文化包容：鼓励学术争鸣与倡导兼收并蓄
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兴起，社会对士人阶层较为重视，士人地位较高。为获得人才的支持，齐国的当权者广纳百家之言，对各派学说不管是否取用，都给予同样的尊重。稷下学宫形成了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学者可自由地劝谏君主，即“不治而议”“不任职而论国事”，不必受到*治身份的拘束。同时，稷下学宫实行“期会”制度。其中演讲和争论是“期会”的重要形式，学宫全体师生和各地学子均可自由参加，不受约束。不同思想派别的学者都可以尽抒己见，例如邹忌与淳于髡的辩论，邹衍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的问题。这种辩论与期会的形式促进了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和碰撞，同时提升了思想文化的传播力度。除此之外，在内容上，多元思想之间也有着交流与融合，例如荀子吸收了法家思想，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礼法说。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在一个思想派别的内部，关于同一个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孟子和告子，荀子都对人之本性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孟子认为人之性善，告子认为人性并无善恶之分，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在师生文化的传承中，学生不必严守老师的主张，而是可以另辟蹊径，或进一步发展。例如，韩非子和李斯并没有恪守老师荀子的思想，而是发展了与儒学不同的法学。文化包容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发展，在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发展中，对待外来文化，中华民族始终怀揣着兼收并蓄的思想，这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之一。
于晓风，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卓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级学生
来源：大众报业·半岛新闻
编辑：熊伟晨
责编：刘柏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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