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
从春秋孔子时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春秋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发创造时期，也就是亚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在各国都有这样的轴心文化原创时代。当时处于周代“礼崩乐坏”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已护复礼”，即恢复西周的封建礼制。孔子对西周礼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礼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仁学体系。孔子的原创儒学根植于中国古老传统的宗法家族血缘关系，从黄帝前后时代到孔子时代将近两千年一直延续的血缘关系，缘于自然之道开拓出先秦的人文礼制的道德法则，就是“仁”的体系。并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秩序有机结合，这样就建立了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内圣外王。“仁”和“礼”就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儒家经典《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理论就是对内圣外王的阐述。内圣就是仁学体系，外王就是礼法体系。这是儒家的伦理政治的社会最高理想。
到战国时代，孟子又进一步又发展出了所谓的人性的四个善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强调心性----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进一步提出了“仁政”这个理念，也就近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伦理政治的理想。这是孟子的主要贡献。到了战国后期，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主张人性恶，与孟子相反，主张用后天的道德修行来抑制人的恶性，即本性。另一方面主张用礼制法制来惩罚人的恶行。所以说荀子的礼法思想重点在外王，强调礼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为战国后期法家学派的崛起作了思想铺垫。
两汉儒学
两汉时朝为什么会产生政治儒家，一个历史背景就是秦帝国二世而亡。秦帝国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但很短命。汉初几十年，政治精英和思想文化精英都在思考长治久安的问题。当时儒家的知识分子很活跃，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期前后。儒家主张帝国大一统，强调封建君臣礼制，正好符合了汉帝国的需要，因而儒家在汉初众多的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也是历史的客观原因。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公孙弘等。
董仲舒是儒经博士，主要以儒家为基础，《春秋·公羊》为经典，杂揉了阴阳五行，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创立了一套符合大一统、中央皇权统治需要的政治儒学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包含了天人合一、天谴论、阴阳学、天道永恒、“三纲五常”等哲学和政治思想，这种重新包装过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形态具有为汉帝国服务的神圣化、纲常化、制度化，历来被描绘成永恒的帝国统治思想。汉帝国还设了五经博士，将《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作为帝国的最高经典。汉学为什么叫经学，就是推崇了五部经典。汉帝国表面上独尊儒术，实际上兼采各家，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形成内法外儒、王霸杂用的格局（儒家王道，法家霸道）。这种政治格局为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打下了思想理论统治基础。所以说汉代儒家与先秦儒家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是重新包装了，打着儒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旗号，实际上是采用了儒家、法家等多家的思想理论。
宋明儒学
在东汉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千年的发展，儒释道，三家，不断斗争和融合，最终创新出了儒家新的形态，叫理学。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开创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等，中间经过张载、程颐、程颢的发展，最终完成于南宋的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针对当时十三经的内容庞杂，难学，为了集中理学的义理，他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做了四书集注，主要的核心是通过义理阐述经学的核心要义。四书五经成为中华帝国后期历史的经典。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理是宇宙的本体，理是儒家伦理纲常的理论基础，形而上的基础。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兼通了佛学和道学两家的思想。重点讨论理和气之争，还有心和性之争，将道德纲常上升为形而上本体论的哲学地位，影响和主导中国传统后期的思想意识形态。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这时候的儒学主要是吸收了心学，儒家吸收了佛家的心性理念。与程朱理学抗衡的是南宋时的陆九渊，到明代进一步发展成王阳明的心学。针对程朱理学“理在人心之外，道在人心之外”的主张，提出心就是理。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吾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吾心，这吸收了佛家的观念。王阳明倡导发明本心，致良知的认识论。强调以心为本，就是以良知为本，认为天理不是外在的神秘力量，本来就是人心的良知，可以确定事非善恶的标准。真正权威，不是心外的神圣，而是内心的良知。这样就打破了当时的政治思想权威，有解放心智的作用。与王阳明同时期，有一个西方新教的改革运动，就是否认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把权威收回到人本心，自己认识心中的上帝。这与王阳明的心性革命，有着异曲同合的效果。
王阳明时期，正好有一个西方宗教的改革，就是否认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把权威收回到人本心，自己认识心中的天书，给王阳明时代，倡导有异曲同合的效果。等于把权威转向了人的内在心性，西方解放运动，启明运动之前的宗教改革，就是我自己个人都能认识上帝，不需要教会的程序和权威，为以后的明清之季，近代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垫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近代儒学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