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没有人会想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这样开端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如今这个时代，科技飞速发展，各国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无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医疗卫生条件，首屈一指。然而，各个国家在面对全球疫情时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中国在疫情出现第一时间，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举国体制优势，广泛动员、全民参与，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打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医疗援助，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抗疫为何能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一些西方国家为何在疫情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效果不如人意？如果单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分析解读显然失之浅薄了。日前，中央社院*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西文明比较系列丛书作了第一篇序《战国与希腊》。作者在这篇字的长文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这一重要观点。此文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背景下，引发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西文明比较的深度讨论。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明，理性看待中西文明差异，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将大有裨益。
静心，深思，智慧和启迪就在字里行间里。
不同的文明根性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现代文明中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治秩序，是融合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现代中国的道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上。中华文明的稳固形态确立于秦汉，演变之关键处在战国。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战国与古希腊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地。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学、*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希腊形成了亚历山大帝国，仅7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年，被罗马逐一兼并。战国形成了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制度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延续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我们通过同时期几个思想家的命运来探索答案。
一份竹简引发的史学“地震”
年12月，在湖北的偏僻小县城云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史学意义深远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农民在一块叫做“睡虎地”的农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国小官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满竹简，竹简上书满秦法。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简》。
△《睡虎地秦简》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在这些法家竹简中，发现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训教材《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
——“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这非孤例。陆续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都有类似文字，说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这和后人对秦“焚书坑儒”、“纯任法家”的绝对化定论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只是秦国。还有六国。
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治观念，就是“一天下”。对整体“天下”的执著，是历代中国*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相融相合的现实。“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但实际上，“小国”只是*治过渡的单元，“邦国”之后还有“天下”这一最终秩序——“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他还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只是他对“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权力不行，必须是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类似于哲学王。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经常被解读成无*府主义。实际上，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瞎折腾的“有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无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统一的，“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儒学大师荀子为何赴秦
秦并天下，虽完成于公元前-年的秦王*时代，但奠定统一压倒优势的，是五十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前-）。当时齐楚两大国战败衰落，只剩下赵国勉力独支。秦采取“远交近攻”战略，准备全力突破赵国。这是秦国征服天下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也是六国联手抗秦的最后机会。
战国志士谋臣们因此分成两大派。函谷关内的秦国，活跃着法家与纵横家。函谷关外的六国，活跃着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刑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相当于古希腊柏拉图学院。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年里，这里一直是与秦国对峙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稷下学宫早期由阴阳家主导，孟子游齐后，儒家渐成主导。到后期，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成为学宫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
△荀子
然而，这样一位儒学大师，却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国。
公元前至年之间，60多岁的荀子，一边观察一边记录，穿过秦国座座乡邑城镇，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阳。
秦相问他：你来秦国，印象怎么样？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朴，不追求声色犬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层小吏忠诚勤俭，办事尽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级官员，出了家门就是官府，没有私事，不搞朋*，贤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处理*事速度极快，没有积存的事务，像古代的朝廷。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标。对秦*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儒家大师之口。如果不是两千几百年后出土的秦简，荀子这段话会被打成巨伪。
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到里耶秦简，随处可见秦*权从上到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道文书最终发现有错，过手文书每一个环节的官吏都要负责。各乡养牛要定期比赛，排名末尾的乡官要被流放到远方工作。行*出了差错，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赔偿公家。断案判罚不公平，审判者会被脸上刺字罚为刑徒。秦法对行*环节设计之精密，对官僚制度约束之严格，历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时间，荀子对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的*治评价则是，“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齐国是奉行儒家的大国，思孟学派主要在齐国传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治现实却走了样。
荀子总结道，秦国走到今天，不是幸运，而是必然。“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作为稷下学宫的主持者，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是对六国*治立场的背叛，更是对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尽管秦国具有如此多的优势集于一身，却忧患不可胜数，远远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为缺‘儒’”。怎样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节威反文，用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与之参国*、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为师，荀子却希望用君子治天下。这是后世“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雏形。
荀子认为，只要秦国补上了这一点，统一天下方可持久。“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
他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法家虽然能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却在精神道义上有着极大缺陷。如果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秦昭王没有理会。荀子返回东方。
几年以后，荀子的话通过一场大仗得到了印证。长平之战，战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秦国在赵军投降后，背信坑杀了40万赵军。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战国，这也突破了道义的底线。
秦国从来靠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天下，又岂会用仁义道德自缚手脚。
荀子的痛苦
长平之战后，荀子极度痛苦，他放弃了*治，不再周游列国，迁到了齐楚交界的兰陵，从此著书立说、教学授徒。
他教出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法家实践的设计者。讽刺的是，他们不是被商鞅法家学派教出来的，却是被儒家教出来的，体现了荀子兼容复杂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只能用严刑峻法，这符合法家学说。
儒家的“天”是惩恶扬善的义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却无所谓善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
儒家崇尚王道，鄙视霸道。而荀子认为虽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乱世中也很有用，应该王霸兼用。
儒家只谈义不谈利。荀子却要“义利兼顾”。他认为，义与利是人类两大并列天性。再高尚的制度也不能消灭人的图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现实也不能泯灭人的求义之心。应同时发挥两者作用。
儒家崇尚礼治，而荀子崇尚礼法兼治。礼不是典章礼节，而是以“度量分配”厘定各自的本分和责任，其中蕴含着法家原则。
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认为应该法后王。这给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们的改革以精神底气。
只有这样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才能教出李斯与韩非。
荀子这个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体，是因为处于大乱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最大的战争死亡不过十万（艾陵之战与马陵之战），而且几十年才发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死亡十万的战争几乎年年发生。死亡几十万的大战二十年之内就发生了三次（五国伐齐、白起伐楚、长平之战）。在这样超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没有力量的道义和没有道义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现实。他必须要找到一条新路。
公元前年，秦彻底突破三晋，斩断六国合纵之腰。这一年，李斯学成入秦，开始了*治生涯。
△李斯
听到这个消息，年届80的荀子非但没有高兴，反而绝食了。“李斯入秦，孙卿为之不食”。绝食也没用，另一个弟子韩非紧随其后也应召入秦。前所未见的辉煌大一统王朝正在展开，年轻士子岂能抗拒创造新世界的诱惑。
李斯韩非入秦后，极大地加速了秦的统一战争。韩非将法家理论发展到极致，囊括了法、术、势等三大流派，秦始皇深为服膺。李斯则设计了法家的全部*策体系。“焚书坑儒”就是他建议的。
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老师荀子虽然肯定法家手段，却始终坚持着儒家价值观——比如忠义孝悌的伦理；比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士大夫精神；比如*治以王道为根本，用兵以仁义为优先。这个“仁”的精神，与孔孟并无二致。在法家和儒家之间，如何执其中道，很难把握。真理往往在于度。单纯承袭他学说的某个方面都不对。
韩非入秦后，死于和李斯的*治斗争。他写出了法家的一切权术，却不懂基本权争技巧。李斯精通权斗，却斗不过宦官，死前哀叹东门黄犬而不可得。纯粹的权力*治，一定会按照它本身的逻辑来得快去得快而变幻无常。
△韩非
韩非李斯死后没多少年，他们设计的帝国迅速崩塌了。秦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并没有实现与秦的内心融合。他们忘记了老师早就说过，只用暴力，可以兼并，但不能凝聚。凝聚，还要有人心。“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也。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得之则凝，兼并无强”。秦朝晚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年出土的湖南益阳兔子山竹简中的“秦二世元年诏令”，已明确提出不要再对老百姓加以徭役（“勿以徭赋扰黔首”）。可惜出台晚了。半年之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
法家与儒家，哪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的、本土的、包容性的调节空间。
何况荀学并非只有儒法，而是战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言荀子之思想乃是总结儒、墨、道家各自的成功失败汇聚而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以卒”。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设国家秩序，但吸收其“兼爱”思想，并发展成“天下*治”的无私原则。他批判道家只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无善恶的天命观，发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批判黄老学派的“有诎而无信”，但吸收了其经济思想，肯定了商业对于国家的价值。他将孔孟追求的“纯粹”儒家，变成为驳杂宏阔的“大儒家”。现在看来，百家争鸣到百家兼容，唯有荀子做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荀子对于“中道”的定义，比传统儒家更注重实际。他认为，中道的标准只在有益于事理，不必遵从于某种特定教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为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为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道。”建立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中道精神，使中华文明最善于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结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生绵延不断。
没有荀子，儒家经典将全部失传
荀子死于前-年之间。活到90岁。
他的思想太驳杂太矛盾，以致他死后的境遇更为曲折。西汉前期的意识形态，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后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改宗“有为而治”的儒家*治。儒家结束从孔子以来三百五十年的流浪地位，第一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彼时，有用汉隶撰写的“今文经学”，有用六国文字撰写的“古文经学”，两派斗争了漫长岁月，但无论哪一派上位，只尊孔孟，却从不推崇荀子。他们都认为荀子不纯粹，何况他还有个焚书坑儒的弟子。
千年后，第一个为荀子辩解的，是韩愈。经过安史之乱，痛感国家需要经世致用实学的韩愈，不但鼓励时人为《荀子》注释，还评价荀子“大醇小疵”，除了一点点“杂质”，和孔子没有什么不同。韩愈为此被宋明理学批判了好几百年。因为宋儒以孟子“性善论”和“内圣外王”为归宿，对荀子的“性恶论”和“王霸兼用”绝不容忍。
因此，当时与孟子并称的荀子，却在儒家成为正统之后的年里，成了一个阴影里的人物。
一直到清乾隆时，考据训诂的清代大儒们突然意外发现，那些汉初儒学复兴的根本大典，那些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传习的经书，竟然全是荀子传下来的。如《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如《毛诗》《鲁诗》《韩诗》、如《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梁启超评价说，“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于荀子肘下”。
原来，在七国争雄战火燃烧的最后三十年，他一只手教出了法家奇才李斯与韩非，另一只手却默默书写传授着儒学。当秦朝焚书坑儒时，只有他通过“私学”悄悄传授下来这批根本经典，而被汉儒复述重写。“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荀卿于诸经无不通，而古籍阙亡其授受不可尽知已”。
一心要改革经典的异端，却是最忠诚于经典的人。没有荀子，儒家经典将全部失传，董仲舒也决搞不成儒学复兴，宋明理学连诞生的机会都没有。荀子无名无位两千年后，才被清廷第一次纳入《四库全书》的儒家部分。此前，他在兰陵的墓（现山东临沂兰陵县）一直荒凉寂寥。明人李晔写道，“古冢潇潇鞠狐兔，路人指点荀卿墓”。又道，“卧烟露兮愁黄昏，苍苍荆棘如云屯。野花发尽无人到，唯有蛛丝罗墓门”。
行纯粹者易，行中道者难。随时要准备被两个极端所抛弃所夹击。即便如此，历史最终会沿着中道前进。汉武帝与汉宣帝接受了荀子的思想，“礼法合一”，“儒法合治”，“汉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杂之”。接着，历代王朝也按照他的思想继续前行。只是因为他的“不纯粹”，所有君王都只用其实而不用其名。好在荀子只唯实不唯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在魏晋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学，创造了儒释道合一的精神世界。这种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发散到整个东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从不中断的秘密。之所以还称为“秘密”，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学者至今仍未去研究。
（本文作者系中央社院*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作者：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