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主著”说能覆盖《大学》的版本变化情况。《大学》的版本分两类：一类是包含在《礼记》中的未独立的《大学》古本，包括叔孙通(公元前？前年）或河间献王（公元前？一前年）初辑的一百三十一篇本和戴圣删编的四十九篇“小戴礼记本”以及董仲舒的“大学审定本”；另一类是从《礼记》中抽出来的独立的《大学》今本，包括程顥和程颐改定的“大学改正本”和朱熹重编的“大学章句本”。《大学》之所以不宜说“曾子独著”，就是要考虑各种《大学》版本的各自贡献。如梁涛在《〈大学〉早出新证》中不认同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认为“明道先生改正大学本”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本”更加接近古本《大学》的原貌，这是别有见地的。尽管如此，笔者还要说，朱熹对《大学》的“移文补传”之功决不可低估。他在“此谓知本”之后与“所谓诚其意者”之前,对阙文添加了一段：“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注释说：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这个字是顺应原文思路所做的创造性补充，还原了遗失的内容，使“修身”的两个前提——“德智兼修〞得到落实，既有“诚意正心”的主观心性改造，又有“格物致知”的客观实践基础;如此完善了文本，才有资格列为“四书”之首。“曾子独著”说之所以要改为“曾子主著”说，就是要尊重朱熹“大学章句本”已成为今日公认的《大学》范本这个经过历史检验的客观事实。
（2）从文章阅读学视角看，依据文本思想内容去推断文本作者是一条正路。不过，这条路要走正，不走歪，颇不容易。因为，见仁见智的多元闸释必然出现切合文本原义的“正解”和歪曲文本原义的“误解”两类情况。
否定“《大学》为曾子及其弟子所作”的许多学者。多半在阅读《大学》中犯了“误读曲解”的毛病。例一，晚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把《礼记》中的《大学》与《学记》对读，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知之事也”。（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第页），二者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是互相发明之作，是西汉以后的作品。梁涛的《〈大学〉早出新证》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早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的记载，证实西周就有了“大学”，从而有力驳斥了“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之后”的谬说，并指出了二者的大不同：《学记》属于以经学传授为中心的大学具体设施，《大学》属于系统阐发“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儒学大道。例二，冯友兰通过《大学》与《荀子》之《不苟》《非相》《解蔽》诸篇文句和文义的比较，认为《大学》出于秦汉之际的荀子后学。这一判断把“主德重仁”的《大学》归之于“主知重礼”的《荀子》学派，扞格不通。例三，徐复观的“无名秦儒所作”说不但依据不足，而且推测前后相左，他把《大学》作者视为“抱持与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相反立场、认同秦朝暴*及其法家观念者”，这与《大学》的德性伦理*治取向大相径庭，显然难以成立。“互文对读”本是精读经典的康庄大道，但比较阅读要根据阅读目的选择好对象。而陈澧、冯友兰、郭沫若、徐复观等著名学者偏偏将《大学》与《学记》比，与《荀子》比，与《孟子》比，这样与此文以后的作品相比，比的结果只能看出《大学》的思想影响，而难以追寻文本的写作年代和作者。
肯定《大学》为曾子及其弟子所作”的学者，则转换思路，由“下延”变为“上溯”，主要与此文以前的作品相比，考察《大学》的思想来源，如此便能较准地追寻到文本作者和写作年代，从而获得切合文本原义的“正解”。例一，胡治洪的《论大学的作者时代及思想承传》°，将《大学》与《尚书·虞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对读，与《尚书·商书》中的《仲虺之诰》《伊训》《太甲》对读，与《尚书·周书》中的《康诰》《立*》《洛诰》《梓材》《君陈》对读，与《诗经?大雅·思齐》对读，与《论语·宪问》对读，引述了帝尧、虞舜、大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孔子等圣贤的教言，终于理出了源远流长的德性*治实践传统，追寻到了《大学》的思想渊源，得出了较为切实的结论：“《大学》的作者，就其内容来看，应该是既微别于致思心性天道的思孟学派、更大异于强调重知隆礼的荀子学派、而特重德性德行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的曾子的后学。”例二，梁涛的《〈大学〉》早出新证》,将《大学》与帛书《五行》对读，否定了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的合理性，指出“《明道先生改正大学》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将《大学》与郭店楚简《老子》对读，发现《道德经·五十四章》“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的德治思想，恰好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将《大学》与《中庸》对读，发现“《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成熟”，是曾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有把握地断定“《大学》应在《中庸》之前”。郭店儒简《五行》《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等文献都表明与《大学》主旨更近，《大学》成书年代约和郭店儒简相当。
（3）从文章写作学视角看，依据文本写作过程和写作方法去推断文本作者也是一条正道。这条路要走正，也不容易。《大学》从“话语作品”转化为“文章作品”，再从文字起草、缀文成篇到编辑调整、加工改造，前后有一个长达三四百年的制作过程。“孔氏遗书”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犯了把孔子的“话语作品”当作其“文字作品”的错误。按照文章生产（写、编、读）的自然流程和文章主体（作者、编者、读者）地位的变化，必须将《大学》作者与《大学》编者、《大学》读者区别开来。否定“《大学》为曾子及其弟子所作”的许多学者，往往把孟子、荀子、叔孙通、河间献王、戴圣、程颐、程顾、朱熹等这些《大学》的编审者和解读者当成原始创作者（尽管文章编辑和阅读也是对文章的再生产），这就难免要犯“用中后期的文章再生产者取代前期的文章最早生产者”的错误。
认为“《大学》非曾子所作”的学者，往往不能从《大学》的写作方法特征去追寻《大学》的著作权人。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抓住《大学》里仅两句“子曰”“曾子曰”，就推断说：“引用了一句曾子的话，那就可以知道全文决不是‘曾子之意’的记录了。”这种肤浅简单的“批判”是以“可用孔、曾之言的多寡”为标淮来判别文本作者的“误读”表现。云韬在《〈大学〉成篇年代新证》中仍然因袭旧说：“《大学》的写作思路超过孟、荀及其同时代人的逻辑笔法，这为《大学》写作在孟、荀之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逻辑笔法的高低怎能视为判断作者和写作年代前后的根本标尺呢？不肖子孙赶不上先圣前贤的逻辑笔法，例子多的是！就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和写作长进而言，后期胜过前期是大量存在的。《大学》的写法与曾子其他著作大不相同，它既不像《论语》那样以众弟子追述“子曰”为主体，也不像《孝经》《主言》《曾子问》那样以“孔子单授曾子”为主线，而只是在阐释“知止”时引用“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作为论据；在阐释“知本”时引用“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作为论据。作为《大学》的“经文”并无孔子的话，可见，程颢、程颐的“《大学》为孔子遗书”说不能成立。《大学》如此减少和淡化“子曰”，恰是曾子独立著作的新笔法。至于在论证“慎独”时特别引用“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读者决不能就此断定《大学》“非曾子所作”，恰恰相反，如此突出“曾子曰”，正鲜明地标示了《大学》与曾子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曾子弟子对师道尊严的崇敬，而且是主著者曾子的思想个性的张扬。李学勤在《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年第3期）中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及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却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而《大学》中既然有‘曾子曰’，那么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
郭沫若等学者“否定《大学》为曾子所作”之所以说是“误读”，更表现在他们只看《大学》中“明引”孔、曾的话，不细察深思《大学》中“暗引”和“活用”孔、曾的话。例如，“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见之于《礼记?祭义》中的“曾子之言，这不是曾子孝道思想在《大学》中的移用吗？看《大学》是不是曾子所作，不宜简单地看引用孔、曾的原话有多少，根本看“三纲八目”的《大学》写作构思创意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把《大学》与《论语》对读，你会发觉“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正好创造性地系统表述了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内圣外王的思想。如果把《曾子》十篇与《大学》对读，你会更加坚信曾子思想在两篇中一以贯之，一脉相承：《曾子立事》中“博学审问、慎思笃行”的为学致知之道，“临事而栗、终身为善”的君子为人之道，《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中“尊亲敬长、事君爱民〞的移孝作忠之道，《曾子制言》三篇中行“礼”、进“德”、讲“义”的仁行天下之道,乃至《曾子疾病》中的“临终遗言”，《曾子天园》中的“天人合一”，这一套涵盖“学道、士道、孝道、王道”的“曾子文章之道”在《大学》的“三纲八目”中几乎都有或明或暗的对应、继承和发展。单说《大学》中的11个“善”字，在《曾子》十篇中就有18个“善”字做了思想铺垫。当代学者刘光胜在《〈大学〉成书问题新探—兼谈朱熹怀疑〈曾子〉十篇真实性的内在思想根源》一文中特意“由《曾子》十篇看《大学》与曾子的关系”，具体比较了《大学》中“曾子曰”以外的内容与《曾子》十篇的相同之处，肯定“《大学》的成书是以《曾子》十篇为思想背景的”；更可贵的是比较了《大学》与《曾子》十篇的不同之处，指出：“《曾子》十篇是语录体，《大学》是主旨连贯的*论文，《曾子》十篇修心论尚处于萌芽状态，《大学》已完成内部道德世界与外在事实世界双向贯通的构建，其思想体系远比《曾子》十篇更为成熟、复杂，且《大学》与郭店儒简有诸多相同之处，《大学》成书很可能要在《曾子》十篇之后。”基于以上力证，笔者以为:曾子并非“述而不作”，而是领头建立了“有曾子特色的孔学”。《大学》堪称曾子文章著述中的巅峰之作。足见，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大学》是荀学”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学》是孟学”根据薄弱，实难成立，而“《大学》是曾学”则根据较为充足，可以高度自信并获得公信。
敬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