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在中央台上讲《论语》心得，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欢迎，其书的销售量一路盘升，可以说掀起了全民性的《论语》热。与此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批评，甚至谩骂。不说别的，于丹教授主要特点的去魅、去圣，把孔子还原成普通人。后来更有北京大学李零在去魅、去圣之外还非圣、慢圣，这就是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和《去圣乃得真孔子》，当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思想的混乱，精神的迷茫，心灵的空虚。
我认为，于丹《论语》心得总来讲是把孔子拉回到普通人水平，这没有大错，但是孔子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成为至圣先师，并不是因为他只有普通人的一面，而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普通人经过漫长艰难的人生道德修养和社会*治实践，成了令人仰慕的圣人。
因此，他的身上有即凡人的一面，更有圣人的一面，他是即凡而圣，超凡入圣。
来源
《中华孔学》年第3期
转载自
凝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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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凡而圣、超凡入圣、人格境界
说到“即凡而圣”，有一个美国人叫做赫伯特·芬格莱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孔子:即凡而圣》，“即凡而圣”的“即”是“就着”的意思，意思是孔子以一个平凡的人、就着尘俗世界追求个体的完善、世道的完美。与“即凡而圣”相联系的“超凡入圣”。这是朱熹提出来的，《朱子全书·学一》：“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他认为只要吃透了儒家的道理，就可以超出平常人，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超凡入圣”。朱熹的说法其实不对，要“超凡入圣”，光吃透道理还不行，关键是要躬行实践，即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一点一滴地做出来，最后通过下学上达天道，那就是圣人的境界了。成为圣人，并不是说就升天成神，离开我们了，圣人还在我们中间，就凡人看他还是凡人，就道眼看他则是圣人。凡圣一体，至平至常，至高至妙，其实也就是内圣外王一体。说到这里，我们得再解释一下人格境界。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冯友兰先生根据人对于宇宙人生觉悟的程度不同，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他的行为是顺着他的本能或顺着社会的习俗。他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觉悟，浑浑沌沌而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追求，跟动物差不多。功利境界中的人，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利”，一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他所做的事，他只有功利的意义。道德境界中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为“义”的，他们自觉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因而自觉地在社会中尽职尽责，为社会做事。他们所做的事，有道德的意义，因而他们的境界是道德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是贤人。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有最高的觉悟，他不仅自觉其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觉悟其是宇宙的一员，不但尽人伦，而且要尽天职尽天伦。他所做的事都顺应大道的流行。这种境界中的人，即是圣人。“圣人，人之至者也”（宋儒邵雍语），是人当中最完全的人。这四种境界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人格，即：自然境界——俗人功利境界——能人道德境界——贤人天地境界——圣人冯友兰先生的划分是以西方哲学的思路对传统儒家人格境界的理解，那么，传统儒家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02
儒家人格层次的划分孔子曾经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了孔子在回答鲁国国君鲁哀公的询问时的一段话，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人有着五种，一个国君如果能够把这五种人了解清楚，治理国家就容易了。然后鲁哀公分别问什么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分别作了回答。因为原话比较长，这里就不引用了。孟子把人格分为六类：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孟子·尽心》中有一段话：“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意思是说值得追求的叫作善，自己有善叫作信，善充满全身叫作美，充满并且能发出光辉叫作大，光大并且能使天下人感化叫作圣，圣又妙不可测叫作神。这里在圣之上还加了个神。这个神不是宗教迷信当中鬼神的“神”，而是儒家强调的妙不可测的一种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形成了希贤希圣的人格理想追求。所谓希贤希圣就是从低层次的普通人不断地经过修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升到更高层次，直到圣人在理想境界。这里讲一个故事：公元年，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中秋十五的月夜，秋高气爽，万籁俱寂。此时，在河北保定容城的一座庭院之中，有一位以“静修”自号的儒者刘因，面对这样的月夜却是饮酒无味，拨弦无声。百无聊赖之际，随手拿过一部北宋周敦颐的《通书》翻阅起来。这个周敦颐可不能小看。他被推崇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眼下这部《通书》便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虽然以“通”为标识，可对于刚刚接触到理学思想的刘因来说，却显得深奥而难“通”。尤其是读到书中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段时，更是不知所云，不觉感叹道：“这周先生可真是迂腐至极！上天浩荡，高明难测，哪里是人可以希望达到的呢？真是误导后人啊！”感慨之余，禁不住诗兴大发。吟风弄月之中，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恍惚之中，刘因进入了一个清明透亮的世界，只见三位气度不凡的老者正向他走来。刘因赶紧迎为上座，再拜而请益。原来，他们一位就是“襟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周敦颐，一位是有“风月情怀，江湖性气”的邵雍，一位则是有“淳古君子之风”的张载。三人本都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但此刻却都是一派仙风道骨。在邵雍和张载先做了一番介绍之后，沉默不语的周敦颐缓缓开口道：“你小子不是怀疑我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成圣之路吗？其实，这条道路所揭示的人生追求，不仅是士（读书人）可以达到的，而且是天下之人皆可以实现的。”刘因闻听却更为糊涂了。周敦颐只好再一次对他的观点进行阐发：要知道，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理。在理的普照下，人人都得以禀赋上天的完备纯正之气而降生。这一点，是一切道德进步所以可能的最根本的前提。从此前提出发，不论圣人、贤人还是普通人，从本性上讲并无差别。如果真想要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只要踏踏实实地努力“静修”，充分发挥内在的先天善性，就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有的，对此没有必要否认。但这并不影响以圣人为榜样的理想目标的确定和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行动本身。只要尽心了，即使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如目标在圣，却只达到贤，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士、贤、圣、天这四级境界虽有高低的不同，但都是道德进步过程中的具体阶段，最终都是要实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所以所谓希贤、希圣、希天，中心的问题还是希圣。这下刘因明白了，也醒来了。希贤、希圣后来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不管能不能成为圣人，他们都自己努力以成为圣贤为人生目标，汲汲以求，有的还对后代寄予巨大的希望，在为小孩起名时都喜欢用希贤、希圣，对孩子表达这样的希望。如邓小平的小名就叫邓希贤，国民*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理论家就叫陶希圣。
03
圣人与凡人、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教主的比较圣人与凡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孔子家语·五仪解》孔子所说的庸人与圣人：“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所以，我们看，在庸人和圣人之间还隔了几层：士人、君子、贤人。小说《*原》中的片断。嘉轩眼见*，并且亲手划出了模样，可是却怎么也看不出是*，而是朱先生一句话，使他茅塞顿开：“凡人与圣人的差别就在眼前的那一张纸，凡人投胎转世都带着前世死去时蒙在脸上的蒙脸纸，只有圣人是被天神揭去了那张纸投胎的。凡人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变得黑瞎糊涂了。”在中国古代，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就是圣人更能全面地深入地观察事物，能够把握事物背后的大道；而凡人，则往往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所以，按照传统，凡人要更多地尊重圣人，见贤思齐，希贤希圣，按照圣人的教导行事，向圣人境界不断攀升。但是，凡人能够成圣吗？有什么根据？对这些问题，孟子、荀子做了很好的回答。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是说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就是说，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累了要休息，好利避害，是人天生下来就具有的本能，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大禹和夏桀，也就是圣人与凡人共同具有的。荀子还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走在路上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人。在孟子、荀子看来，圣人与凡人都是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凡人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进德修业而成为圣人。其内在根据就是圣人与凡人都有相同的人性，其间并没有任何等级或质的不同。这就是圣人产生的人性论基础。这种思想与佛教人人皆可以成佛似乎很接近，但是有不同,佛教所说的是人的先天性,即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佛性。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则主要是后天的修为,才能够超凡入圣，成为圣人。也许大家要问了，既然说“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为什么在现实中圣人罕见而凡人多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早被荀子本人所意识到，他说：“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圣人可以通过不断修养达到，但是在实际上许多人都积累不起来自己的人格以达到尧舜禹的境界，这是为什么？他接着做了很好的解释，说“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荀子·性恶》）“涂之人可以为禹”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实际上涂之人不可能人人成为禹，但这并不妨碍有人成为禹。也就是说，尽管实际上不可能人人都达到圣贤，但并不妨碍理论上的可能性，更不妨我们人人应该以圣贤为人生的目标追求和奋斗。我们再把圣人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进行一番比较。西方基督教的上帝的人格化的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主宰者、绝对权威，《圣经》上说：“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人世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本于上帝，只有上帝能够高高在上地督导人们。而中国的圣人不象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圣人”是人，而不是“神”，当然圣人达到了天地境界，也有神性，但毕竟不是神，而是身处大众之中，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力量感召大众向上，凝聚国民精神，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即凡而圣、超凡入圣的人物。西方基督教也讲“圣”，那是我们在翻译基督教经典的时候借用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圣”字，实际上指的是“神”，不是指由人升格而的“圣人”，例如基督教中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圣母。基督教也有“圣徒”之称，那是指灵修高洁、与上帝心灵相通、负有传播福音特殊使命的使者。包括现在所谓的圣诞节，也是我们翻译时用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圣”。圣诞节中的“圣”就是以我们的“圣”来指耶稣，是不合适的。按照孔子，圣人不是神，但是他并不反对“神”，而是尊重老百姓对神的信仰，尊重祭祀礼仪，而他的基本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近代以来，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把仿照西方的基督教，把孔子说成教主，把孔子思想说成教义，创立了所谓的“孔教”。这一做法是为了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在保种、保国的同时保教，但是有点偏离了儒家人文理性的本质，不符合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曾经被统治者神化为类似于教主的角色，同时，孔子的人格形象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起了类似于其他民族宗教信仰的作用。也就是说，孔子虽然不是神，不是教主，但是由于孔子的人格及其所代表的道德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信仰，这种信仰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而没有其他宗教的弊端。因为，这种信仰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是人道的信仰，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功能和作用，又高于和大于基督教，包含了西方的哲学、论理学、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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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怎样超凡入圣的如前所述，圣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的学生曾经说他是圣人，他则谦虚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说我圣，说我仁，我都不敢当!我只是永不自满地学习，永不疲倦地教诲弟子而已。但是从他的一生来说，他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成圣的过程。对此，他自己在《论语·为*》当中自己有一段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应该是他在七十岁以后时所讲的话，应该是孔子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对自己一生的为人和事业的回顾和总结。历朝历代，对孔子的这番话自谓解人者不计其数，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这里参照孔子生平加以说明。第一个阶段：十有五而志于学这里的“学”，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学习”、“念书”之类的“学”，其内容与西方有不同，不是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知识之学，而主要是对于人类自身的道德行为的生命之学、生活之学。《论语》中“学”字出现过66次,没有一次如今天所谓“学习”之意,名词乃是“学说”,动词则是“学做”、“习得”之义。对“学”有正确的理解，由此出发，才能领会孔子学说真正精神，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按照《论语正义》的解释，“学不外道与礼也”，就是说这里的“志于学”就是志于“道”和“礼”，即孔子从十五岁就立志探索宇宙、人生和社会的大道，重建礼乐制度，解决当时人心的败坏、迷乱和社会的失序、混乱的问题。显然，这里的“学”不是现在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做学问，也不是学生为考试拿文凭寒窗苦读，而是以礼乐挽救世道，以仁爱救治人心，即《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孔子曾经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篇》），是说当时的人们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道义不能去追求，有了不善不能去改正，这些都是孔子非常忧虑的啊！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要传播的学说，自己是先要身体力行的。他所奉行的学说，是与人生紧密相关的，是要通过修养学问而成为圣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格、心态和境界来。因此，“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是说孔子在十五岁就树立了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小时跟着母亲过着贫寒的生活。孔子后来成为为无所不知的“圣人”，最重要的就是从小就能够勤奋好学。至于他是如何学习？向谁学习？怎样学习？现在由于资料缺乏，只能有片断的史料可以考查，这里只是粗略地进行一番梳理。孔子生长在鲁国崇尚周礼的社会氛围下，从小就喜好学习礼仪，“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俎豆是古代祭祖时装置祭品的木制祭器，“俎”是方的，“豆”是圆的。就是说他还是个孩子时就不象一般的儿童那样玩捉迷藏、打仗之类的游戏，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礼器摆列出来，模仿大人，练习行礼。他孤儿寡母，少小一定帮助母亲干过许多家务和其他劳动。由于生活所迫，少年时代的孔子就不得不走向社会，自食其力。他后来曾经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究竟是些什么样粗鄙的事情呢？他没有说，也没有办法详细地查考。现在能够知道的是他做过赞礼、司仪一类的事情。这是当时一部分“小人儒”干的事，专门为贵族办理冠（男子成年时的礼仪）、婚、丧葬、祭祀等礼仪活动，是一种地位比较低践的工作。但是，也不是每天都有人办这类事情，他还为了生计还干过别的事，大概有诸如扫地、做饭、洗衣、挑担、赶车之类零杂工。艰辛的生活无疑促使孔子的早熟，大概十五岁左右，孔子就立志苦学。十七岁时，母亲去世。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做过“乘田”，是管理牛羊小吏。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把这些小差使都做得很好。后来他回忆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叫我管理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孔子在做这些具体而平凡的事情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今天无从知晓。孔子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虽然在小时候干了不少粗鄙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低贱就不干，也没有满足于仅仅干这些事情，混一饭吃，从他后来的一生来看，他是首先把自己低贱的本职工作干好，同时不断地学习，不断追求，积极进取，终于成为令人景仰的圣人，成为万世师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特别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也有应该有启示和教育意义。母亲过世之后，孔子更坚定向学之志。关于孔子后来的学习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孔子立志以后学习如饥似渴，不断的寻找机会充实自己，“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孔子初次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时，遇到礼仪方面的事情，就问这问那。有人见到了就说“谁说陬地方的孩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遇到礼仪方面的事情，就问这问那”。这话传到孔子的耳朵中，孔子就说：“这才是合乎礼的呢”。根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遇事问个为什么，这是孔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在孔子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当时鲁国的一个实权派人物季氏正在宴请士一级的贵族，孔子觉得这一个学习行礼的好机会，便主动前往。不想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阻拦和嘲弄，“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你这样的人。你走吧！”孔子只好退了回来。这说明,孔子当时在阳虎眼里连“士”的身份也不是。其实孔子出身也是宋国的贵族，只不过到了他这个时候家道中落了。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才能，一天比一天进步，虽然年轻，却已出了名。他在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得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啊──可是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大约在孔子二十七岁时，鲁国南方有一个鲁的附庸小国——郯(tán)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答大夫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孔子听到此消息，便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官职制度的历史情况。后来，他告诉别人说：“我听人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倒是真的呢？”（“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曾经向师襄子学习弹琴，能够循序渐进，不断深入领会音乐的本质。师襄给他教了一支曲子，练了十天，孔子却不另学新曲子。师襄子说：“你可以学新乐曲了。”孔子说：“我已学会了乐曲，但节奏的技巧还没有掌握。”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掌握了节奏的技巧，可以学新乐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乐曲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悟了乐曲的思想感情，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能想象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从你的弹奏中，仿佛看到有个人正在严肃地沉思，安然地在高处瞻望，胸怀着远大的志向。”孔子说：“我也想象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了：他有着黑黑的面孔，高大的身材，目光凝视远方，好像是个王者，正在
